1、各种资料都告诉我们您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然而文学本该永远“先锋”的，“先锋文学”这个名称则更确切地说是指代某个时间段里发生的文学变局。请问您对这个“代表”是如何看待的？您心目中的“先锋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它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甘露：“先锋文学”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一开始也被称作“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等，用来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部分作家的写作，简要的说，这些作家的写作与所谓现实主义的写作相异其趣，质疑那些小说传统的要素，当然其构成是相当庞杂的，这庞杂即包含艺术上的承继，也反应在彼此之间不同的立场，最根本的是读者对先锋文学的理解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深入的，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

    当然，所谓的先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团体，也没有什么成文的宣言，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创作志趣，只是对那个时代的叛逆性的写作的一种观察命名。所以，这种写作是永远都会存在的，只不过他也可能是由不同的人，更年轻的作家来进行的。这些实验，探索的因素永远都会存在，只不过不是那么容易被辨认而已，就像八十年代中期的情况一样。

 

2、 能否谈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您亲身参与过的那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您最初正式发表作品是在哪家刊物？是受阅读的影响还是当时文学氛围的影响而走上写作道路的？介意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孙甘露：毫不敷衍的说，那个时代可以找到的文学、文化、哲学、历史、甚至科学方面的书，我都找来读，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但是读进去多少那就另说了，至于影响，同一本书两个人读，结果可能就是读出来两本不同书，所以，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借鉴意义。好比别人恋爱的经验，对我们没有多少参考价值，文学是必须亲身经验的事物。

我的第一篇小说《访问梦境》1986年9月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一般而言，人在年轻的时候，多少都是个作家，都有些感情感触想要抒发，你试着表达自己，就这样开始写作。然后，你要持续写作，那就有很多其他因素了。当时的心路历程，（这个词很文艺腔），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世界上什么够不着的事情你都觉得和自己有关，都有话要说两句。就是这么开始的。

 

3、 在一般人看来，作家是以其作品进入人心的，读者和作家之间的交流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品本身。上个世纪，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似乎也基本维持着这样一个状态。但最近十多年，作家们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和读者们的“零距离”接触也越来越多。请问您如何看待作家和读者的面对面交流？

 

孙甘露：作品当然是第一性的。作家出镜一开始可能是应出版社的约请，为新书做推广，也有的是应邀就其他的社会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参加活动，当然，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诉求，不能一概而论。作家从来也就不是脱离在社会之外的，你说的这些也可以看做是介入社会的方式，至于具体的事例，要看具体的语境而定。

 

4、 除了这次，感觉在空间上离您最近的一次是前年年底在同济的那个研讨会。虽然那次我没去聆听，但我的不少朋友都有参加过，议题好像是“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80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闲聊的话，再请教您这么个“大问题”太不适合了，这次我只想先问问您，参加关于自己的这类研讨会（不局限于这次）的现场感受是什么？我倒是一直很想知道研讨会的“被研讨”对象在被研讨时候的感受。

 

孙甘露：早年我遇到这种情况感觉很不安，关键不在于说好说坏，只是会觉得大家谈论的好像是另一个人，既是我又不是我，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但是这也使你有机会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自己的工作。其实，就像你平时也会和朋友，同行一起谈论作家作品，这只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讨论。我喜欢和朋友讨论问题，不在于结论，而是讨论本身是极有建设性的，仿佛思想体操，老话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5、 听说您80年代一开始写作那会还写过不少诗歌？您对当代中国诗歌关注得多吗？您对其是如何评价的？我见您曾在有个访谈里头被问到关于“85新潮”的一些话题，是否能谈谈您与当时先锋诗歌圈或艺术圈里头一些诗人或艺术家的交往，或与某些作品的结缘？

 

孙甘露：我不是个诗歌研究者，读诗全凭兴趣，古代，现代，当代，翻译，诗论，诗歌研究，什么都读，并不为它们分类。当代中国诗歌是个很复杂的研究对象，单就修辞所传达出来的征兆看，如果说部分当代中国小说是翻译文学的模仿，相当部分中国当代诗歌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下的西方诗歌的回译，而且据此使它们看上去更中国，小说依描写的对象表示地方性，诗歌以使用的措辞表示这一点，究其立场，都是外来的。当然是单就其修辞而言。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至于你说的那些诗人或者艺术家，好比你是个踢球者，原来的甲A现在的中超里那些踢球的人你大都认识，这并表示你们是朋友，你们只是见过面而已，平时并没有什么交往，有些人假装和什么人很熟，多半是虚构的。写诗和写小说的人一样擅长这一套。

 

6、 读您的作品总能感觉到您笔下流淌的是象音乐一样的文字，听说您的钢琴也弹得相当不错，并且您也说过“音乐是一种记忆，一种无处不在的记忆。”能否说说音乐对您创作的影响？

 

孙甘露：我那不叫会弹，我那是乱弹，乱弹琴说的就是我。对创作的影响，我说不上来。只是喜欢听而已。没法说。

 

7、 王朔似乎曾评价过您，说，作为作家，您当然是最好的，书面语最精粹，就像是上帝按着手在写，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尊敬和敬畏。 谈谈您自己对这项赞誉的看法？在他看来，您的写作使我们对书面语重新抱有敬意，但大家都知道王朔本人的写作却是基于口语的。请您谈谈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好吗？

 

孙甘露：那是王朔抬举我，作家当然都是努力做最好的，但是上帝是否眷顾，那就看运气了。王朔的口才那是没得说，不记录下来那是中国文学的损失，他做到了他在文学上想做的，而我尚需努力。就像索尔贝娄爱说的那个笑话：一个男高音在演唱，一曲唱毕，听众大叫再来一个。如此这般，那男高音累到不行，便问听众，到底还要我唱多少遍，听众叫到，一直到唱准为止。作家就是永远感觉没唱准的那个歌手。只有一直唱下去。

 

8： 毛尖老师曾经提到普鲁斯特的那份著名问卷，可以直接切换成“孙甘露问卷”—— 您认为自己和普鲁斯特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孙甘露：除了生日都是7月10号，其他我不知道有什么相同的。毛尖老师的文章，是基于对我的善意，正如你知道，孙甘露问卷是没法切换回普鲁斯特问卷的。

 

9：  张新颖教授在《重返八十年代、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中指出您的语言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因而无法被人认识。还有部分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语言沉溺”而我读您的作品也觉得像音乐、像诗、似乎是很多镜像的组合，但似乎不大像小说，您自己也说过开始是把诗歌当小说写后来是把小说当诗歌写，很想问问您这是您的兴趣爱好，还是天性使然？

 

孙甘露：你说的镜像是个很好比喻，所谓“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也许说是“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的通常的链条断了更恰当些。当然，张新颖老师是基于更深入的语言学研究说这番话的。我的简单的比方是，好比陶罐取自泥土制作，我们改变了陶罐的形状，但是并没有改变泥土这一材料的本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设计，每一个陶罐都有不同的用途，我们不能说用来盛水的罐子其价值低于用来吃饭的碗。而只有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社会，人们才用一只碗既吃饭，又喝水，甚至用来洗漱。人们正是以罐子的设计和制作工艺等来指认其产生的时代的。

 

10、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作家纷纷改行，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触电”，比如上面提到的王朔，就似乎和电视剧、电影介入得很深，还有马原老师，后来似乎也不写小说了，去拍电影，去大学任教。您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作家了，跟媒体等各行业关系也匪浅。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另外，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家写剧本是“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您又是如何来看待作家涉足电视剧、电影剧本的？

 

孙甘露：如你前面说到的，作品是第一性，我们主要是通过作品来判断作家。至于作家的个人生活，我想也没有一种模式，说是作家的一生就该是这样度过的。热内因为偷窃坐过牢，普鲁斯特因为哮喘怕见风，康拉德在船上度过大半生，博尔赫斯晚年几乎全盲。我想并非他们愿意这样。至于顾彬的看法，他的结论，我部分同意，但是他推论的方式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在一次会议上见过顾彬，看上去是个很和蔼很有教养的教授，他说汉语很慢，口音需要费力辨别。如果我以这种方式说德语，我想至少我对德语文学的感受是有局限的吧？

 

11、我知道在不同的访谈里，受访者肯定会被问到不少重复的问题。请问您是怎么在不同的对话里回答这些相同或近似的问题的？或者干脆举个例子验证吧，能否再谈谈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它，它的文化和气质，对您和您的创作来说，以前意味着什么？在新的变化下又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我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对话录《被折叠的时间》，在看校样前，我也在想，访问者那些相近的问题，不记得答复时会不会是重复的呢？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看，我是如何回答相同的问题的。你的看法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变化，况且同样的问题可能涉及不同的侧面。当然，重复大概也是无法彻底避免的。

 

12、 您有一本书，就叫《上海流水》，它的书名似乎也侧面预示着您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去您的网站，看到右边它的英文译名写的是：Flowing life in Shanghai，也即，“流动”这个词被用以修饰生活。那本书的开篇十多篇散文似乎就是以流水账方式记录生活的，您是否能谈谈日常生活之于您的创作的意义？

 

孙甘露：这个英文译名是《上海流水》出版时，沈昌文的女儿，沈双替我译的，她是个英语专家，又是个文学研究专家，我信赖她的选择。日记体是取其日常、细微之义，但是因为考虑到涉及的人物距离太近，我现在已经不再发表这类文字了。

 

13、 我不知道是否方便问您的作息时间，就我了解，作家们一般有着和常人不同的作息规律。您是在一天中的哪个时间段写作呢？有位诗评家曾根据一天中的时间段将诗人们戏（游戏的戏）分为上午型、下午型和夜晚型的，您有个作品叫《夜晚的语言》，感觉您应该比较适合在夜晚写作吧。

 

孙甘露：是的，以前我大部分的写作都是在晚上，主要是比较安静。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绝对了，相对宽裕一点的时间，就可以了。我写的东西可能有人觉得比较怪异，但是我写作时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

 

14、 去看过您的blog，觉得您还是更新得比较勤的。是否能聊聊80年代和互联网时代这两个不同时代带给您的感受？或者说，您认为blog的兴起和由此带来的表达的变革，对于您这样从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互联网最大的功绩是提供了自由发表作品的媒介，你看看起点网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传播迅速，不受地域限制，他的即时性，对话性，便捷性，鼓励年轻人充分表达自己，功莫大焉。

 

15、这些年，您似乎更愿意参与各种各样的尝试，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写一些才子随笔、给电视台做策划、进入媒体工作，甚至是在T台上走一场秀，作家沈宏非还幽默地称：“孙甘露的一小步，男作家的一大步”那么您是如何在这些角色中切换的？

 

孙甘露：古往今来，全世界都一样，靠写作谋生不是容易的事，你去码头上做搬运工（当然，你未见有这个体力），写一个剧本，策划一个活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就是让你挣钱养家糊口。至于这些事情衍生出来的意义，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了。我当然是爱干净，讲卫生的，但是没什么洁癖，我不会整天用酒精擦手。那样反而让你无法写东西。至于你说的爱马仕成衣展，在我看来就是一幕男装主题的戏剧，很特别的经验。

 

16、 最后想问问您，在媒体人和作家这两个身份之间，您认为您自己更适合哪个？或者说，若是不考虑所有现实因素，单纯遵从精神需求，您是更倾向于自己的哪个身份呢？

 

孙甘露：写作。但是没有现实因素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就像前述“不指涉语言之外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一样。这是一个悖论。

2009.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