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精神”与日本新战略（一周读报之38）

　　“政权更迭”是日本大选的主要卖点，民主党党首鸠山提出“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政治一新”，麻生首相则针锋相对地表示，“更迭政权不会给日本带来光明未来”。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政权更迭不会自然而然地给日本带来光明的未来，甚至还可能出现因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而暂时混乱的局面。尽管如此，这次日本政坛好不容易才形成的两大政党争夺政权的潮流不容逆转。

　　日本《每日新闻》以社论发泄“不能释怀”的情绪。社论指出，各政党必须在包括外交和安保在内的问题上，清楚地向国民展示“希望将日本建设成怎样的国家”，但是，从各政党的竞选纲领及党首辩论中，日本未来的姿态并没有清晰地呈现。社论最后借用曾担任《洛杉矶时报》东京分社社长的山姆·詹姆斯的话来表达立场：“现在的日本人好像失去了上世纪60年代的‘饥饿精神’。”

　　一部分人怀念“饥饿精神”，还有一些人则以“重振国家精神”的名义鼓吹军国主义。《产经新闻》在社论中大肆渲染所谓的中朝对日威胁，批评日本政府在战后奉行经济中心主义，导致国家安全保障上过于依赖美国。社论煽情道，从战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先辈们，成功将日本建设成为富强的国家。但是，至关重要的“国体”却存在缺失。日本已经习惯了受美国保护的安逸状态，仍旧奉行“一国和平主义”，似乎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

　　而真正意识到“形势严峻性”的则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奥里莉亚·乔治·马尔根，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今年夏季号发表的《日本为何不能领导世界》一文中，教授特别指出，日出之国黯然失色，完全咎由自取。其“痼疾”在于，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民族认同感丧失，从来不是维护和平国家，而且政治制度还停留在转型期，一党执政及世袭政治的传统，使政客陷入他们祖辈的义务、忠诚及政策取向中，不能保证最有能力的政治人物能赢得职位。其结果就是，日本缺乏清晰的战略方向和对未来的乐观远见——但这番话，日本人听得进吗？

　　也许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缺少对未来的盘算，韩国《朝鲜日报》发表辛贞录的题为《“新”日本之新战略浮出水面》一文中，认为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在梦想实现“东亚版欧盟”。文章强调，鸠山不断通过演讲、记者会及发表文章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以韩、中、日为中心的东亚国家，组建面向未来的集体安全机制并统一货币。但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且必须减弱——看来，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问题，都牵涉到中美两国。

　　美国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是美国人的问题，但是，《达拉斯早报》上的一篇文章，其标题“改革能让我们摆脱中国人吗”，就有几分无赖兼无奈的意味。文章信口开河道，美国11万亿美元的国债中，有8000亿美元由中国人持有。如果不对债务加以控制，这一代美国人及子子孙孙，都将受制于中国人。如果没有坚实的资金，不控制医疗费用，美国的债务状况只会更糟，将更难摆脱中国债主——这是不是在强化中美G2的互存性呢？

　　提到G2，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孔夫子可助美中关系》，或许能提供另外的观察视角。文章说，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中美关系享受了一段蜜月期。因此很多人断言，两国将可以共同承担这个麻烦的世界，甚至可能组成两国集团。尽管这样的安排可以带来经济及战略利益，但不应该透过相对简单化的、野心过度的G2棱镜看待这种关系，把两国视为救世主同盟。更加现实的办法是应用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不太乐观，也不太悲观。同时，也不应高估它们联手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两国应该重视合作，同时也为双方的差异作好准备。

　　G2的前生是“中美国”（Chimerica），可这个词的催产士尼尔·弗格森却在美国《新闻周刊》上载文，放言“中美国将要离婚”。作为历史学者，弗格森重提了一个世纪前的英德对立，但在跳过经济层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实质时，他并没有提出多少卓见，无非是重弹中美两国正不知不觉、不可阻挡地从合作滑向竞争的老调。文章说，如果离婚，中国人可以放弃这段不幸福的婚姻，独自过活，但新的冷战不可避免。高度的经济融合并不一定能够制止战略竞争的发展，最终，冲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