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氏理论  民企接班  党校培训  
 
                    鲁宁：2009年8月16日东方早报社论

昨日，《京华时报》发表题为《政府集训富二代令人费解》的“京华时评”。

这篇时评针对江苏省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千名民企少帅，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这一新闻事件展开，文章简言意骇提出三点质疑：政府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之手是否伸错了地方；培训费用归谁埋单？费用若归财政列支，那问题就更大了；经营管理实践性很强，少帅们究竟能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经营管理技巧实难预期。据此，论者得出“流水线”生产不出民营企业家的朴素结论。

由江苏省委决断、省委组织部牵头实施的该项培训安排，会否成为今日国内新闻评论的热点我们难以判断，但我们以为，对这件事情的分析评价须跳出就事论事的习惯性思辨，置于一个更为开阔的议事平台，拿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作为评价的历史经线，以“三个代表”加速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作为评价的历史纬线，或许才能作出更为理性客观因而更合逻辑的判断。

先说“历史经线”，眼下民营经济（占总量的53%）支撑江苏经济半边天，拟分批在党校受训的千名民企少帅来自“半边天”中的代表性民企。熟悉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史的看官一定知晓，该省目前在各行业挑大梁的民企基本上发端于80年代后期而改制于90年代末期的乡企，它们脱胎于“社区公司主义”的破产，受惠于十五大以后市场经济大发展之地利，成势于加入WTO带来的“中国制造”融汇全球自由贸易之天时。

然而，发展民营经济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25年正属交班接的历史回轮，解决人和（顺利交接班）难题，不只是一代民企老帅面临的艰难抉择，亦是各省普遍面临的带共性的迫切课题。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往大处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江苏主动站出来帮上一把（是否见效须由历史作检验），有其十分自然的一面。

论及民营经济，浙江是江苏的天然参照。由于乡企改制浙江普遍早于江苏5-7年，浙江第一代民企的交接班困惑总体上已平稳走出了阵痛期。当年为了破解 “阵痛”，该省民企老帅们的通行做法是将子女送到国内外高校读书求学，学成后逐步实现父业子承，不能说每个个案都是成功的，但总体上应该是可圈可点的。其间，浙江省内的三级党校均因地制宜对本地区民企拟接班少帅展开过形式多样的“淬火”式培训，只是十六大召开之前的“国情时政”不易对这类安排作过度张扬，何况浙人行事一贯以“只做少说”著称。

父业子承与现代企业制度核心之一的职业经理人（CE0）制度格格不入，百年老店更系作坊经济代名词。就此话题，早报评论员当年曾对浙江民企的三位代表人物鲁冠球、宗庆后（算半个）、茅理翔及三家的少帅鲁伟鼎、宗馥莉、茅忠群作过多角度访谈，印象最深的要数茅理翔的“茅氏理论”（限于篇幅不作展开）。是的，“茅氏理论”陈旧落伍，但谁要割裂了父业子承的传统文化，割裂民企老帅们从泥腿子到创业者艰辛历程所浸润的那份对自己养大企业的那份特殊情感，不虑西方才成型数十年（西方数百年企业发展史之零头）的CEO制度于今同样被西方舆论毁荣誉参半之事实，不顾当今中国依然残缺的市场法制和市场游戏规则之惑，而一味排斥民企普遍父业子承的做法，同样是幼稚可笑加天真的。

置于“历史纬线”，莫以为党校培训未来的民企少帅是对他们强制灌输马列主义抑或作徒劳无益的“政治洗脑”，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某种主流价值观”。打开历史的天空，自从执政党在2001年通过“七一讲话”提出“三个代表”，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论，十六届四中全会专注执政能力提升，其间，包括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私企党建、上海商务楼宇党支部建设经验全国推广，以及于今针对民企少帅的“淬火”式培训，都系“一边串事件”的有机组合，是断不能就事论事做情绪化解读的。今天的中国呈多元发展态势，民企少帅们对社会、对政治尽可“和而不同”，但认知执政党方针路线和政策取向，把脉现实国情、政情及社情民意，把握社会转型的基本态势和路径依赖，在此基础上历练企业家社会责任伦理，却是交班接所必须的。这才是早期浙江等地断断续续、于今江苏拟采取“范式操作”的此类培训的真正目标所在。

目标很现实，尽管它披上了“传统的程式化表达”（同样受制国情所限）的外衣。目标很务实，播种千粒，有三百颗结果了不得，有百余颗修成正果价值依然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