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与范以锦对话
   
    杨锦麟博客按语：《南方人物周刊》5周年，想做一期特刊，请到了部分封面人物和网友替杂志当一回记者，分别向另一些封面人物提问，每个人提十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假思索选择了范以锦，以为和这位备受新闻界尊重的资深媒体人“对着干”，也许能擦出一点火花。

　　结束在广西的走读之后，回到香港读报，周一刚上班，就接到徐列的紧急讯息，说杂志晚上截稿，并顺手抛给我范以锦问我的十个问题，说最迟晚上交稿。

　　利用下午一点时间，就在电脑键盘前认真敲打起来，将近五千多字，就这样哗哗地流出来，一气呵成之后，改都不改，就发给了徐列，徐列的即时反应就两个字：挺好！

　　其实，范以锦对我的十个问题，回答得更好。老范说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只是谈了个人的点滴感受。诚如南方人物周刊在开篇中指出，这一期客串很多提问是高质量的，一些问题有着意想不到的大胆、泼辣、一针见血；回答是精彩的，真诚的，智慧的，四两拨千斤的。

　　我希望范以锦和我的互动，也包括其中。

　　以下是正式刊登的文字，和大家分享：

范以锦：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

　　“南都事件”从孙志刚案开始。它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后来就出现了对南都的不公正事件

　　杨锦麟（以下简称Q）

　　范以锦（以下简称A）

　　回望“南都事件”

　　Q:从事新闻工作生涯最值得珍惜及记忆的一段时期是？为什么？

　　A:“南都事件”。“南都事件”是南方报业历史上非常难忘的事件。这个事件从孙志刚案开始，本身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带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后来就出现了对南都的不公正事件。当时我正是在南方报业社长的位置上，所以“南都案”这段时间，是最能考验一个新闻领导者的良知、品格和他的担当精神的。

　　这个事件的化解，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当时没有能力来完全扭转局面，但我们有责任将这个事缩小到最低的限度，不要让它再扩大化。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积极的成果是需要冒风险，也要靠智慧。当然,我也忘不了一身正气、坚定地支持我们的省委老领导任仲夷、吴南生、林若以及目前尚不便公布名字的一些重要领导。他们为“南都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Q:你是如何把危机缩到最小？

　　A:我们要跟有关方面沟通，还要跟比较理解我们的省领导以及一些省里的老同志、老领导沟通。他们都清楚，这个事继续恶化下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会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中国的形象。尽心竭力促成事件往好的方向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做这个工作时，坚持了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的良知。尽管很折腾人，但是我们挺过来了，我们留下了很多痛苦和美好的记忆。

　　Q:“南都案”发生之后，你本人作为报业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A:这个压力是来自两方面的。一个是下面的压力，也就是来自我们的部属。我的同事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要申诉。其他同事也纷纷站出来为他们打抱不平。这很正常。另一个压力是来自权势的压力，就是掌握了某种权力的人，这是不正常的压力。

　　Q:具体是什么样的不正常？

　　A:就是要求我们配合，将错案坚决搞到底。这种施压是不正常的，动用了多种手段。现已证明有的就是腐败分子，但当时他还掌管实权，我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Q:那来自下面的压力给你的感觉是？

　　A:下属的压力是正常的压力，人格、道德和良知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是想到一块的，说明我们集团的领导不是孤立的。压力也是一种动力，这种压力可以推动我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

　　Q:你和你的团队如何面对？

　　A:我跟我的团队是共同面对的，事件的全过程中，我们班子里面是没有杂音的。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化解，要支持我们下属正确的做法。那些受了错误打击的人，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的团队是共担风险的。还有，我们的员工和离退休人员也是“铁板一块”。部分离退休人员还签名呼吁。

　　我们南方报业是崇尚良知和正义的。什么是正气，什么是邪气，我们分得清楚。大家恪守良知，敢于面对的勇气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动摇。

　　Q:能和我们分享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吗？

　　当时有两人判刑了，有人通知我们《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要刊登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冤假错案，我们集团的任何一家报纸都不能见报。尽管有压力，我们还是坚决抵制。

　　同城有几家见报了，这我管不了。令人意外的是《广州日报》也没有见报，说明我们并不孤立。几天后，我见到省里一位领导，他说支持我这样做。

　　你要超前，但是你不能够踩红线

　　Q:《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一个范式，它们的发展形态是否存在某种瓶颈？

　　A:瓶颈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相关。《南方周末》大发展时期，就是全党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时期。纠正党风和反腐败，是需要舆论监督的，《南方周末》很多这方面的监督文章，是很受欢迎的。但是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加，加上出现了一些利益集团。社会矛盾的增加，就要求你的报道要平稳一点，收敛一点，防止因为报道不当将矛盾激化，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新闻人也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但是，利益集团的干扰是不正常的。有的地方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维护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就不正常了。

　　Q:中国新闻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颇具特色的阅评制度，如何评价阅评制度存在的意义？

　　A: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办法，大家都会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闻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决定新闻体制。

　　Q:如何克服和面对，以过来人、参与者及见证者的身份，对可持续发展及更进一步的创新，有何意见和建议？

　　A:我们还是要往前看，看得远一点。要有理念的支撑，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有理念、有信心，就会执着追求，就会有一种超前的意识，经营新闻就会超前一些，比一般的报纸更超前，就拉开了距离，充满活力。回顾历史和往前看，就知道这个路是曲折的。一直往前走是没有错，但会有曲折和反复。因此，也要有风险意识。就是说，你要超前，但是你不能够踩红线，不能超越底线。

　　Q:这个底线怎么把握？

　　A:这个底线就要靠你的智慧了。政治家办报有四个方面:胸怀，敏锐，智慧，艺术。这不是说，你可以清清楚楚划条线出来。这个底线要根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现实来做出判断。这个底线在哪里？我现在很难找一个公式、一个明确的标准给你。这个底线是要通过风风雨雨的考验之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你的心中要有杆秤，要有盏明灯。

　　Q:一个新闻主管，要带领团队前行，最需要注意和重视的是什么？

　　A:作为一个领导来讲，最需要的是作为粘合剂，将一批有思想、有理念、有抱负、有创新能力的人，粘合在自己身边。

　　Q:请展望未来中国新闻体制改革发展的趋势，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能提供什么借鉴？

　　A:改革30年，要提供的借鉴就是我们要坚定地往前走，但是这个步伐又要稳健，要避免反复、大起大落，不折腾。

　　Q:避免什么？

　　A:要考虑我们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要考虑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要考虑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快，但又不能急；要有冲劲，但又不能过分冲动；要有激情，但又不能偏激。

　　Q:它还会是一条不归路吗？

　　A:不归路就是不走回头路了，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走下去。我相信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人看到的出路、前途，是谁都没有办法来逆转的，所以一定要也一定能走下去。

　　Q: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承受多方面的压力，平均寿命52岁，如何正确面对、培养承受压力和抗压力的能力？

　　A:我认为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自我消解，自我减压。

　　Q:你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心态的呢？

　　A:我觉得我是讲良知的。我觉得我这样做，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报社和我的同事。我很坦然。做正确的事，有时会有压力，但心态是很健康的。不正常的压力，我就不把它当成一回事，自我消解。还有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会打麻将打到天亮。

　　Q:如此众多的压力是职业常态吗？

　　A:是职业常态。记者的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有政治风险，经常因为一些问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这个是职业的常态。但我们要不断地化解，要有勇气，要沉着应对。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Q:比如《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

　　A:就当“烈士”了。我觉得停了很可惜，它是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报纸，也聚集了一些人才。但是因为过于超越，政治智慧不够，没有了解到自身的政治生态环境。

　　“南都案”是我的遗憾

　　Q:安全着陆，对于一位新闻主管的意义，应该如何理解？

　　A:个人如果安全着陆了，那说明组织对他这个人的评价是肯定的。毕竟没有把他撤掉，还是让他安全着陆了。但是，我觉得安全着陆的意义还不在于个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南方报业的班子可以平稳过渡，后继有人。如果不是安全着陆，就不仅把你撤掉，还可能会从外面派一个人进来。也许他是行的，也许他是不行的，我们心中没有数。安全着陆就是意味着按照我们报社的发展思路继续发展，当然也会有创新，但不会折腾。依我之见，个人的得失是小事，平稳过渡才是安全着陆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最有现实意义的。

　　从一位新闻主管转型为高校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和角色，如何进入全新工作状态？

　　A:我觉得这个心态不需要调整。原来是一个比较紧张的心态，到了这个地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反倒很轻松。在新闻单位，是实操性很强的工作，每天都要面对“白纸黑字”的报纸，今天平安过去了，明天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办报中，

　　Q:很多你的部属都对你的为人有很多积极的评价，你认为这些评价中肯吗？

　　A:我觉得评价一个人重要一点，就是“政声人去后”。你在位的时候，别人会讲你的好话，也有拍马屁的，这个不是真实的情况。对你的政绩、声誉的评价，最真实的是退下来以后的。我在位的时候，我该付出的我付出了，我该得到的我也得到了。当然，我讲“得到”，并不是一般人说的个人的什么利益啊，我讲的“得到”是说，我期待南方报业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思路，有一个好的发展后劲，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有人才的储备。南方报业留下了好的人才，还输送到全国各地。人才和后劲，也是我们历届领导班子共同努力的结果。

　　Q:你退下来以后有没有遗憾？

　　A:有，“南都案”这样的事件，我在位期间还来不及把它完全化解，这个是个遗憾。

　　(文字整理实习记者 李倩)

杨锦麟：天天读 时时走

　　在主持读报节目当初，遭到不少批评和责骂。但为了生计，也为了一点读书人的脸面和尊严，只能继续硬撑下去

 

　　Q:“有报天天读”是凤凰卫视也是杨的品牌，现在为什么不专一了？

　　A:你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首先感谢你对凤凰卫视7年前推出的“有报天天读”栏目的肯定和赏识。这个节目，经过凤凰同事们多年的努力打造和经营，被外界视为是凤凰卫视节目的一个品牌。我能参与主持这个节目，既是一次个人学习和增值的机会，同时也是借助这个平台，与凤凰观众一起分享的可遇不可求。这7年一路走来，很辛苦很累，说真话，收入也不一定像外界所想的那样丰厚，但回头看来，值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从一而终，固然也是对某个品牌栏目的基本要求，但凤凰管理层的意见是，节目必须不断创新，勇于尝试，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在日趋激烈的电视媒体竞争状态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我信，也不怀疑其观点立论的权威性，但对于触电时间不足8年的我，偶尔不免也会将信将疑。

　　我给自己在凤凰卫视的定位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就是打一份工，打工仔必须严格按照合约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只要不违背合约的规定和行业的游戏规则，一般情况下，打工仔只能服从管理层的要求，他让你做新的节目尝试，你也觉得力所能及，那就欣然接受，全力以赴，把它做好。你所忧心的不专一，也许正是电子媒体的常态，必要的时候，对有些节目或者你主持的栏目进行微调，据说就是这么回事。

　　需要补充的是，其实我也蛮喜欢一些刺激和挑战，比如说，转换不同的跑道，进行不一样的尝试。凤凰很多节目的创意和设计，多半出自刘长乐先生，甚至连节目的名称也多半是他亲自定的，“有报天天读”如是，“走读大中华”亦如是。这一次新节目的尝试，和以前的“周刊点点评”、“世界论中国”最不一样的是，这两个节目，都是在承接广告之后，才急忙提枪上阵的，但这一次“走读大中华”，却是在毫无广告商青睐的情况之下，毅然决然推出的，这说明凤凰管理层，对我还有创汇的潜能仍然寄予厚望。与此同时，我也接受凤凰卫视一位优秀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说法，他强调指出，“有报天天读”可以说是“读万卷书”，而目前我正在努力尝试和探索的另一个栏目“走读大中华”则是“行万里路”。他很认真地对我说，我也很认真地相信了。事实上，仔细想想，应该也是。

　　外界对我今年“忽然”离开“有报天天读”，经常来无影去无踪，或者一个多月，或者半个多月不在其位，竟然有很多的猜想，也有很多的担心和牵挂。

　　其实，很多猜想、担心和牵挂，不一定都持之有据，很多说法属于空穴来风，顶多也就是“微调”而已。我说过，人在阵地在，所有凤凰人，迄今为止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心理承受力。这一点，请你放心。

　　“走读大中华”作为一个新的栏目，节目制作没有固定的样态，还需要一段相当的探索和磨合过程，花费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加上半年多了，还没有获得广告商的注意和青睐。凤凰是一个商业频道，投入和产出有很严格的成本考虑，因此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新节目上，读报节目就只能麻烦其他同事代劳。毕竟，熊掌和熊掌也一样不能兼得，只能阶段性地有所割舍，你所关心的不专一，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你的普通话也不是太准，为什么大家喜欢听你讲？你的魅力在哪？

　　A:我的普通话真的说得很抱歉，浓厚的闽南口音，不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据说，连到央视当一个保安，都未必合格。

　　在主持读报节目当初，遭到不少批评和责骂，那时候收到的投诉很多，同事当面的调侃嘲弄不在少数，一段时间，多得有点受不了。但为了生计，也为了一点读书人的脸面和尊严，只能以“小车不倒只管推，死猪不怕开水烫”继续硬撑下去，最终这个节目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一系列电视行业颁发的奖项，给凤凰挣了不少广告费。这也说明了一个硬道理，那就是不一定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才能主持电视节目。对我以及对普通话像我一样抱歉的朋友们，是一个鼓励和启示。

　　上次在你主持的那一次南都岭南大讲堂上，我曾经说过，我的普通话讲得不标准，但肯定比陈水扁讲得好。你不是也借题发挥了一番吗？

　　大家喜欢听我读报，一定有喜欢的道理，我谈不上什么魅力，我只是做自己份内的事，这份工作我喜欢，因为可以读很多报纸，看很多杂志，了解很多讯息，同时还可以及时和大家分享，最关键的是，也能养家糊口，为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拥有最基本的生存权，何乐不为？你希望我探讨一下魅力，我真的不知道50多岁的人，还有什么魅力可言，你不是不知道，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我，并不是不喜欢我那一口很烂的普通话，而是不喜欢我读的、我说的、我点评的那些事。如果你不信，每每在我读报时，突然出现的迎客松或者其他屏蔽画面可以作证。

　　Q:在香港做新闻的压力在哪里？

　　A:压力来自4方面：

　　1.同行竞争的压力。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同时拥有十数家平面媒体、数百家杂志社，还有各种网络、电视、电台，如何在如此拥挤的空间里，争抢有限的市场份额，吸引受众的眼球，无论是媒体老板、报社电台电视台总编辑，还是一般的记者、编辑，承受的压力几乎都是同步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信息爆炸的压力，香港是世界著名的信息中心，同时其所拥有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没有因为香港施行“一国两制”而受到根本性的削弱。这就给香港的新闻从业者带来了信息爆炸的压力。如何在如此浩繁、快速更新的信息中，作出实时的汇整，编采，输送和传递，对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均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考验。

　　3.争夺商业广告的压力。诚如前面所言，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或者受到商业竞争制约的程度很高。广告商无法左右媒体编采流程和编采内容，但商业广告的多寡，则可以决定媒体的生存能力和状态。

　　4.媒体如何适应自律的压力。香港没有新闻管制，但回归以来，媒体生态最令人诟病的现象是，媒体老板多半受制于商业利益牵扯关系，对于新闻报道的轻重取舍，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自律现象。这种自律，并不表现在对香港、台湾以及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也不表现在国际新闻之上，更多表现在对中国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的报道尺度之上。这种自律尚未蔚然成风，很多媒体人对此仍有很多看法和意见，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已或者不得不作出某种自律的妥协。这些自律举措，未必是来自外界的暗示和压力所致，而是某种港式的揣摩上意的自然流露，这种倾向并不正常，也未必是某些方面的“旨意”。它折射出香港媒体生态不自然的犬儒主义情绪，虽然不至于失语，但总会发生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幸场景，这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显然是一种隐性的伤害。

　　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是否先从华人社区开始？

　　A:中国的对外传播落地，如果首先选择从华人社区开始，或者仅止于华人社区，显然是一种偷懒，不思进取的作为。

　　在传播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之前，先从华人社区开始，不失为权宜之计，也是循序渐进之举。但中国的对外传播，目的不止于对华人社区的传播，遍及其他民族，语种的小区传播才是终极目的。让世界了解中国，不能简单理解为让世界各地华人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也不能只局限于各国的华人社区之间。若是，只有两种解释，一就是我们的实力还不够，二就是这种只是拘泥于华人社区的话语传播，或者只起到互相取暖效果，或者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领导和上级部门的政绩交差罢了。

　　迄今为止，中国的对外传播，殊少有成功地超越华人小区落地的范例，即便成功实践者如凤凰卫视，目前在英文媒体依然垄断国际媒体话语霸权的现实情况之下，在突破话语传播、信息传递的瓶颈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仍然不多，其他媒体更少。大陆有关方面正在进一步加强对外信息传播的力度，投入的资金、参与的部门空前，但如果没有认真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恐怕还会重复以往的舛误，也无法达致主观预期之效。

　　Q:当新闻人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A:下半身姑且不论。这里主要谈新闻人上半身的道德底线。上半身指的是新闻人的思想和理念或者信念。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现在一般很难全部贯彻落实。但很多时候，不私、不盲还是能够争取做到的。

　　我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新闻从业人员。如果在香港能够谋取到另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的话，我会考虑离开这一行业。因为，我越发体会到，从事这一行业，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台湾，或者在大陆，抑或是其他华人地区，在很多时候，新闻人要始终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何其不易，何其之难？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流失量如此之大，职业生涯的寿命如此之短，各种职业病患者如此之众，即便是在正常的媒体生存状态之下，承受有形无形的政治压力仍然如此之多，足以说明坚守新闻人的道德底线多么艰难。

　　我无法和你直接分享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得，我还在探索，还在挣扎，但我以为，探求新闻人的道德底线问题，诚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果真的要说，我则以为忠于职守、履行契约、不造假、不害人、不迎合、不媚俗应该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

　　Q:你身居香港媒体又做内地新闻，容易吗？是否有什么底线？

　　A:身居香港媒体，做大陆新闻，难度更大，承担的风险更多，我常常说，这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戴着脚镣跳舞。但观众的知情权必须获得满足和尊重。我也说过，凡是参考消息能登的，我就可以说，但很多时候，参考消息即便登了，他们也不让我说。如果有什么底线，那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有益的、有利的讯息，就应该尽量传播出去，即使是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应抱持积极、善意、有建设性的态度，不刻意掩饰，不刻意回避，更不昧良心说话。或者不说话，不说假话，但不能不让新闻人说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中国的老话不是早就说过，忠言逆耳吗？

　　Q:你在新闻圈里，会一路走到底吗？

　　A:最近，和一位老前辈聊天，他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或者说记者，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说，在中国，当记者的，没有一点风骨，很难坚持下去。“风骨”这两个字，触动了我的心。你的问题，也让我很自然想起了这一番话语。

　　60岁退休之前，我还能工作几年，在60岁之前，如果没发生意外，凤凰不提前解约，或者忽然又有什么令外界感到我不专一的误会的话，我想我应该会一路走到底。我感谢凤凰在我50岁时，给我一次触电和让我有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的机会。除非，我感到凤凰的理念已经出现明显偏差，不再是适合我发挥余热余光，可以继续为其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媒体平台，则另当别论。届时，我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

　　Q:你觉得做传媒人痛苦还是快乐？

　　这一点你比我有体会。总的来说，痛苦多于快乐。尤其是不能够畅所欲言之时，还真有点生不如死的感觉。

　　Q:从香港媒体人的视角，你觉得这些年内地新闻开放有哪些进步？

　　A:1.现在比30年前进步；2.南方比北方进步；3.都市报现象值得大书特书；4.财经、娱乐、体育领域的新闻报道可与国际一流媒体水平相提并论；5.部分媒体的时论水平和尺度，至少比90年代初期之前要开放，进步、扎实、尖锐、理性得多；6.杂志比报纸活跃得多，版面生动得多，内容丰富得多，思想性和穿透力、影响力要大得多；7.在各种话语环境的限制之下，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坚韧和执着程度超乎外界所想象，很多游戏规则恰恰是在这种坚韧和执着中获得明显的改善。随着政治文明的日益进步，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让人欢欣鼓舞的进步。

　　Q:请你对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做个展望？

　　A:未来传媒社会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新传媒的层出不穷、传播载体的日新月异、传播手段和技术的推陈出新等新元素的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急速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变化，势必带动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转型和变化。柔性威权世代不允许强制性的媒体管制，可能更趋向于理性的媒体管理，多元化、多样性的社会政治变迁，无法继续维持言论的一律性，我们需要为即将到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预作热身准备。

　　诚如政治分析家们所指出，改革开放已经是政治不归路。不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无法达致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强势的社会，强势的政府必须积极面对民智已开的社会大众。

　　或许，这就是2020年之前中国可能面对的传媒社会政治生态的大致面貌。

　　届时，我们也许无法再像现在这样站在第一线亲历亲为，但我们期待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畅所欲言的媒体时代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