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是微观经济学的得意之作，因为这两者都可以有漂亮的、通俗易懂的数学模型作支撑，最容易给初学者留下“科学的经济学”的印象。
什么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呢？最准确的还是用公式来表示：
需求的价格弹性=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价格变动的百分比
有些物品价格有微小变动（例如上升1%），即引起需求量的较大变动（例如下降3%），这时候该物品的需求弹性即为3，一些非必需的、即兴型的消费品就可能如此，如夏天的西瓜；有些物品价格有较大波动（例如下降3%），却只引起需求量的较小变动（例如1%），则该物品的需求弹性为1/3，像面粉、大米一类的基本必需品就可能如此。一些物品价格变动幅度与需求变动幅度一致，则其需求弹性为1，例如猪肉就可能如此。微观经济学把第一种情形称作富有弹性，第二种情形称为缺乏弹性，第三种情形称作单位弹性。事实上，同一种物品，在不同价格点上的价格弹性不同，在不同价格点上的上升弹性与下降弹性也不同。例如，当大米价格较低，需求量较大时，其价格上升弹性较大，例如为0.5，即价格上升会引起需求量的较大下降；其价格下降弹性较小，例如为0.2，即价格下降会引起需求量的更较小下降。当大米价格较高，需求量本来就较小时，其上升弹性就比较小，例如为0.2，即价格进一步上升只能引起需求量的较小下降；而下降弹性则比较大，例如为0.5，即价格下降可引起需求量的较大上升。这一数量关系可以用供求曲线图来精确表达。
懂得需求弹性有什么意义呢？“弹性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它有助于弄清价格上涨对于收益的影响。对许多企业来讲，这是个关键问题。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餐厅或杂志出版社，都需要决定是否值得提高价格，以及较高价格的收益是否能够弥补较低需求的损失。”（P52）例如，“对于美国航空公司来说，弄清乘客的需求弹性相当于每年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在理想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希望向商务人员要求尽可能高的票价，而向闲适的游客提供足够低的票价以填补飞机上的空座。”（P52）
航空公司的定价策略的确可以用需求弹性来解释，问题在于，航空公司真的是根据需求弹性来区别定价的吗？事实上，根据顾客特点来区别定价，这是任何有经商经验的人都懂得的。北京街头卖冰糖葫芦的老太太知道，她可以向一对恋人索取高价，因为恋人对价格不敏感——即缺乏需求弹性，有时候甚至价格越高越买，因为男方要以此向女方表达诚意。老太太虽然不懂得需求弹性，更不会计算需求弹性，但她懂得在讨价还价中充分发挥己方优势，利用对方弱势。北京当代商城的定价高于附近的双安商场，更明显高于周围其他百货超市，这是由于当代商城锁定北京西北区域的高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对价格不太敏感，但对商品品种、质量、档次有较高的要求，对购物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实际上，缺乏需求弹性常常意味着需求方在讨价还价中处于力量对比的弱势。在交易中，人们真正时时刻刻在判断的是力量对比，而不是去计算需求弹性。力量对比是本质性的，而需求弹性是现象性的。在具体交易（定价）中，力量对比因素众多，关系复杂而微妙，往往只能凭经验和直觉去把握，而难以计算其大小。当航空公司确定其商务仓的票价时，商务人员和游客的差别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该航线上有多少家航空公司的班机，有多少可替代的航班，航空公司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存在价格联盟，往返该航线的乘客的构成及收入情况，该航班起降地点的意外风险，公司对该航线的商业意图（是开辟市场还是获取利润），公司其他航线的价格传统，当然还有运营成本等。当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必须被考虑在内，因素间的关系及每一个因素的内部关系都极为复杂，而且在不断变化时，计算需求弹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是很小的。事实上，企业定价时更多依据的是经验和对竞争形势的分析，并根据市场的实际反馈调整价格。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萨缪尔森的另一个主要结论。萨缪尔森认为，“食品、燃料、鞋及药品等必需品一般缺乏弹性”，“奢侈品、拥有替代品的物品及消费者有较长时间调整其行为的物品弹性较高。”（P49）初看起来，这一结论是和我们的经验相符合的。但如果某制鞋商听从了萨缪尔森的告诫，他很可能要吃亏。制鞋商想，鞋是必需品，而且是被萨缪尔森点了名的缺乏需求弹性的必需品，也就是说价格可以上涨较多，而需求量减少不多，涨价会带来净收益的增长，于是他决定提价。但是，结果很可能是，鞋的销售量大幅度下降，显示出很高的需求弹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制鞋商纳了闷。其实，这里的关键是这位制鞋商没有考虑鞋业的竞争形势。如果这位制鞋商是市场上唯一的鞋商，那么他提高鞋的价格可以带来收益的增长，因为鞋就总量而言缺乏弹性。但是他只是无数鞋商中的一个，无数其他品牌的鞋都是该品牌鞋的替代者，因此该品牌鞋的需求弹性可能很高，降价会扩大销量，增加收益，提价会减少销量，缩减收益。那么究竟该品牌鞋的需求弹性是多少呢？这取决于鞋市场的竞争格局。如果鞋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厂商纷纷降价，并给消费者造成继续降价的预期，则该厂商的降价就无法带来销售量的扩大，表现出需求弹性很低；相反，如果原来鞋市场有价格联盟，该厂商突然降价，而其他厂商不跟进降价，则需求弹性可能很高。可见，仅仅知道必需品需求弹性低无法帮助企业定价。在实际市场上，某种特定商品的需求弹性随时处于变动之中，因为竞争形势时时在发生变化。因此，计算特定商品在特定时刻的需求弹性，并据此决定价格，无异于刻舟求剑；而计算一般商品的需求弹性，并据以决定特定商品的价格，则无异于削足适履。对于企业来说，与其费力地计算特定商品、在特定时刻、对特定客户群的需求弹性并据以决定价格，不如分析竞争形势来决定价格更重要。这正如在战场上，司令官只关心地形，气候，敌方兵力部署及作战计划和意图，并据以制定作战方案一样。事实上，泛泛的需求弹性概念既无助于企业制定价格——因此洛克菲勒可以压根不知道需求弹性，亦无助于分析重大价格现象。
萨缪尔森用需求弹性来解释美国农业的长期相对衰落，他写道：“一百年以来，美国人口的一半是在农场生活和工作，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不足劳动力的3%。同时，农产品价格相对于收入及经济中其他物品价格有所下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等家庭的收入翻了一番还多。而农场的收入却相对停滞不动。”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大多数食品是必需品，人们对于食品的需求缓慢增加；但是与平均收入的增加相比，需求曲线的移动是很有限的”，而“农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大大增加了供给”，“从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相对于经济中其他物品价格的下降趋势。这正是最近几十年农业部门所发生的变化。”（第55页）这就是所谓“丰收悖论”。
但是，这番分析并不是揭示，而是掩盖了美国农业的真实变化。我们知道，缺乏需求弹性意味着买方地位弱，而卖方地位强。当需求完全无弹性时，卖方提高价格，买方不得不接受高价。既然如此，则卖方就将缺乏动力去提高产量，而只会对提高价格感兴趣。这样，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就变得不可理解。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动力来自竞争。在竞争中，对于采用新技术的农场来说，粮食价格下降与伴随着较大的成本下降，单位收益增长。对于未采用新技术的农场来说，粮食价格下降只能带来单位收益的下降。这样，优势农场不断淘汰劣势农场，农场规模越来越大。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拜伦·多根说：“美国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正在接近消亡，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统计显示，1950年美国还有560万家农场，目前农场数已减少到220万。
两年前，每蒲式耳大豆的价格还高达八美元，但由于连年丰收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美国大豆价格已跌到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每蒲式耳约4美元，低于美国大多数农场主的生产成本。去年，猪肉价格跌到每
在家庭农场日益减少的同时，公司农场在越来越多的农业领域唱起了主角。以养猪业为例，美国的养猪业原先非常分散，但现在养猪业已越来越集中。在美国的产猪大州艾奥瓦州，以前家庭养猪场一般饲养500头母猪，每头母猪一年约产20头猪崽，现在已经出现了拥有1.6万头母猪、每年产32万头猪崽的工业化养猪场。猪的销售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农场主们都直接把猪崽送到市场上出售，现在则变成了大型猪场养猪。五年前，美国只有1/10的猪是按这种承包方式饲养的，现在已占到2/3。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养鸡、养猪和宰牛业都已经从家庭农场的分散经营转变成了工业化集中经营。一些分析家认为，下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将是谷物。谷物交易商和种子生产商在美国涉及农业的所有公司中已经是最大的了，但许多人认为，去年嘉吉公司收购大陆公司的谷物交易部门，标志着谷物领域更大规模的集中和垄断公司吞并家庭农场的趋势已经开始。
这才是美国农业的真实变化，即大量小农场不断被大农场淘汰，农业生产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对于一直居于技术和经济领先地位的大农场主来说，无论是一百多年还是这几十年，农业的收益一直是提高的，只有对于那些紧赶慢赶还是逐渐被淘汰的小农场主来说，农业的收益才是不断下降的。1994年美国农场主平均收入仅为1947年的95%，这只能说明小农场主的处境十分艰难，而不能推论大农场主的境况。同样，不能据此认为美国农业在衰落之中。事实上，以公司农场为代表的美国农业一直在迅速发展之中，其力量之强大足以摧毁世界各地的农业。农产品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正是农场间的激烈竞争，这与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下降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的相对幅度小于农产品？这就必需考虑这两个部门竞争结构的不同。在绝大多数工业部门，相对自由的竞争很快让位寡头或垄断竞争，比如美国汽车工业只剩下三家超级公司，容易形成价格默契，使价格下降速度得到控制，甚至使价格回升，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果实全部变为垄断利润。而农业部门虽然也不断集中，大农场越来越统治农业，但毕竟还有200多万家庭农场，这些家庭农场并没有因为相对收入下降而退出竞争。也就是说，农业仍未形成寡头或垄断竞争的局面，因此相对价格才会继续下降。从竞争战略的角度看，工业竞争中的中小企业可以退出竞争，其企业主或摇身一变成为大企业的中高级经理，或成为大企业的协作配套厂，或另行开辟市场，实在不济，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小企业主大多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但家庭农场却面临退出壁垒的限制，农场就是农场主的生命，离开农场就意味着失去一切，在城市并没有农场主的立足之地——这正如工人无法退出竞争（死亡才是退出竞争），从而不得不接受低工资一样。因此即使家庭农场收益逐渐下降，即使明知农场前景不佳，即使明知丰收并不一定能带来收入增加，农场主也仍然得兢兢业业地经营，力争使自己晚被淘汰甚至不被淘汰。甚至家庭农场主想卖掉农场都不容易，他往往只能将农场卖给附近的大农场主，而不能像中小企业主一样可以有众多的买主，因此卖不出好价钱。这样农业就长期处于过度竞争状态，从而农业相对收益不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农场主们会更积极地要求限制产量，迫使部分土地按一定规则退出竞争（休耕），从而缓和过度竞争，控制价格下降幅度。为此，他们组织农会、农协，互通情报，协调立场，形成政治压力集团。这些组织的实质是与工会一致的，即作为竞争中的弱者利用人数众多的政治优势，联合起来改善自身地位。在弱势方看来，联合改善自身地位使技术进步的收益不至于被强势方垄断，社会也才显得有进步。在强势方看来，这却是一种挑战。萨缪尔森的论述可能更为美国大农场主和企业主所欣赏：“限制生产是政府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时常用的市场干预措施。以后的章节内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政策是非效率的：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小于消费者因此遭受的损失。”（P55）这正如企业主强调工会提高工资损害消费者利益一样。问题是，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工人和小中农场主都是竞争中的弱者，作为生产者他们将从联合中获得显而易见的好处，尽管作为消费者他们也将接受更高的物价。总的来说，收益是大于损失的。那么谁受损失呢？并不是消费者，因为不存在单纯的消费者——这个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无效的，而是强者。就农业而言，是大农场主，他们由此不得不放慢兼并的脚步。不错，如果取消种植限制，粮食价格可能下降得更快，作为消费者更能受益。但是，大量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却可能吃不上饭。也就是说，不限制生产同样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增加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只不过被牺牲的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