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日前召开的就业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他说，改革开放初期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裤，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他们不能再被称为 “农民工”，他们不会像父辈们回到原来的土地，起码不会每年回去过年。(7月6日《广州日报》)

　　一提起“农民工”，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过时、灰头土脸等形象。他们在城市里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却拿着很低的工资，他们建了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自己却睡在简易房里甚至马路上，他们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城乡之间……一句话，“农民工”是一个充满辛酸的词汇。如果这个概念真的从现实生活中消失，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的确，很多二代农民工开始像城里人一样穿T恤、整发型，甚至逢年过节也不再回老家，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农民工”了吗?首先，这样的农民工在“二代农民工”中只占较少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深圳，肯定也还有很多二代农民工“继承”了上一代的境遇和形象。更重要的是，“穿T恤”等等都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身份上的嬗变。他们享受不到市民都能享有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他们的孩子要在城市上学要交所谓的“借读费”，甚至交钱也没有人收，他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不回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成了他们的家。身份证上的信息明明白白地显示，深圳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而在户籍簿上，他们仍被归于“农业人口”之列……既然还是“农民”，而且还在“打工”，他们不是“农民工”是什么?

　　早就有人指出，“农民工”的称呼带有歧视的意味，应该废除这个概念。有些地方也早就在称谓上进行了 “革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明文规定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等等，但这些称呼并没有被社会所认同和接纳。这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称呼的习惯，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农民工”的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我也希望“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名词。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更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我们要告别“农民工”，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概念，而是为了告别一种歧视，即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两种身份的制度性差别。如果城乡之间的“鸿沟”仍未被填平，即使户籍管理制度上没有了“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分，“农民工”的概念也不可能消失。

　　社会的转型是“全国一盘棋”，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事。而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现在就说“农民工概念将消失”为时尚早。(华商报评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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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概念：光辉落幕还是黯然消逝?

　　日前，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广州日报》7月6日)

　　从历史长河去看，王荣代市长所言不虚，“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概念，迟早将要走向其消亡的那一天。然而，广大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却又令人深思：“农民工”，作为一个行将消亡的概念，它将光辉落幕还是黯然消逝?

　　“农民工”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

　　“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处境极为窘迫。“农民工”之所以被贴上标签，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藩篱的顽固存在。户籍藩篱之下，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等的割裂，都让农村人口难以真正转换为城市人口，使之成为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

　　庞大的群体，窘迫的处境，“农民工”概念将以何姿态消失，自然成为一道难解的谜题。

　　在广大的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不妨试问：谁在真正关心“农民工”?谁在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处境?谁在支持“农民工”转换身份?我们似乎很难回答得出。目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有关事实，多发生在浅表层面。甚至，最为基本的薪水问题，尚且难以彻底解决，遑论其他更深层次。

　　如王荣代市长所言，“农民工”的第二代更愿留在深圳，或者说留在城市里。但问题在于，一方是主动的留下，另一方是被动的接受，双方并不一致。其实，我们业已发现，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政府正以产业升级为由，致力于抬高户籍门槛，而不是放宽人口准入。这种背景下，“农民工”及其第二代的未来，并非一片光明。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袭击，更显示出“农民工”的窘迫。订单减少，工厂关闭，农民工失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之后，城市已是“白居不易”，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重新回到农村土地上。一些曾经的农民工，就此永远告别城市，扎根于祖辈的土地，安身立命，结婚生子。

　　可见，农民工这个2亿多人的庞大群体，还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仍在城市的风雨中飘摇不定。因而，“农民工”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似乎难以光辉落幕，而更有可能黯然消逝。倘若如此，一切就不过是场文字游戏，而我们将永远愧对“农民工”。除非，我们能够怀以善良，力促“农民工”华丽转身，则还有机会改写历史——这份希望，寄托在王荣和我们的身上。(宣华华)

　　“农民工”叫法为什么该消失?

　　据2009年07月06日广州日报的报道，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最近的一次会上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

　　如果“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深圳消失，那我们真是应该为王荣欢呼。王荣这位新上升的市长出手不凡，上来就为“农民工”这个奇怪的称呼正名，真是大快人心。不知这样的做法与王荣市长的经历有没有关系?王荣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还拿到过这个专业的博士，是地道的农村经济研究者，知道牛鼻子在哪，上来就要为“农民工”正名。说出了亿万打工者的心里话。

　　那么，为什么“农民工”这个概念要消失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农民工”属过渡概念，已完成历史使命。

　　过去“农民工”之所以被这样叫，主要是源于新的一类群体，他们在农闲时离开农村在外做些零工，而在农忙时又回到家乡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估计叫农民或者工人都不太合适，所以干脆叫一个混合体，既把农民与工人合在一起，“农民工”的叫法就形成了。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叫，含义就变了许多。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公布：截止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2542亿人。其实上比这个官方的统计要多，我国目前在家乡乡镇的农民打工者1亿多人，而在家乡之外的省打工者，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还有1亿多，加在一起有2亿5千万左右。这个群体目前统统地而被简而化之地叫“农民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统统叫农民工。但实际上这个称叫早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目前最少已大半的人其实早已决定不再返回农村去，还要在他们头上加上“农民”，实在是不合适。

　　带着歧视性不符合中华文明礼仪。

　　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纷纷发表文章，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这个词具有侮辱性叫法，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明礼仪，所以应该快快地消失。不少人提出建议，认为“农民工”这个词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是到了该用新词来替代他们的时候了。这些新词包括“产业工人”，“新工人”或“新移民”，“客工”“农村务工人口”等等，在广东或者东莞打工的，他们提议叫“新粤人”、“新莞人”。也有人认为应该根据他们的职业而定，取得固定职业是工人就叫工人，是服务员就叫服务员，如果没有固定职业者，就称“流动工人”或叫“进城务工人员”等等。

　　二代农民工已大量出现，新移民也大量出现，是到了该永远解决他们问题的时候了。

　　其实目前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其结构与过去相比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少人在家乡初中已毕业或者未毕业就跑出去打工，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也不懂农业生产。还有不少人已外出打工数十年甚至二十多年，还统统冠之称“农民工”叫法也不公平。尤其是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他们从小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也成长在这些地方，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现在却被称为“二代农民工”也是极不合适的一种叫法，应该以公平正确的叫法称呼他们。不能因为他们来自农村，就在他们的称呼前一定要加一个“农民”什么的。由于我国目前的城市历史很短，90%以上的城里人应该都是从农民移民过来的或者是二代三代农村人，只不过是大家移民的时间早晚差了一些。为什么考到城市的大学生不叫“农民大学生”?当上教授的农民子弟为什么不叫“农民教授”?为什么没有诸如“农民作家”“农民保安”“农民公务员”?的称呼，但却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叫法?这显然存在隐性的歧视，所以应该进行纠正。

　　所以“农民工”“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叫法，真应该由国家来统一出面，对这个带有歧视性的词来进行校正，还这些城市新移民一个公道。

　　当然除了名称与叫法进行校正外，更应该校正目前这个畸形的城市体制。不少城市只愿意收割“农民工”的人口红利，却不愿意解决他们的保障与户籍，等他们老了，干不动了，还得回到农村去。这个问题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应该尽快解决的，让他们真正地留在他们已贡献许多年也交了许多税的城市，成为永久的城市居民，而不应该设置障碍把他们赶走。(郑风田)[稿源:华声在线综合] [责编:黄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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