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
十六世纪末，日本战国时期，群雄纷争。最大的三股势力，分别是武田信玄，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武田信玄为保障自身安全，一直使用影子武士。最近的一个，是从刑场上解救下来的窃贼。影子就是傀儡，在本尊不方便现身的情况下成为本尊的象征。影子与本尊不仅要求形似，更要求神似。对于影子来说，放弃自己冒充别人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充当影子不仅意味着风险，而且对自身来说毫无意义，——即使你很努力很成功，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成为别人。一旦脱离本尊，影子毫无价值。
武田信玄在一次在前线侦查中被刺杀。武田感到自己个性莽撞的儿子尚难充当重任，要求继续由影子充任他的形象，实际决策权由幕僚团体行使。虽然武田信玄不在人世，幕僚团体在严格实施信玄制定的方针政策，而影子的模仿也得心应手天衣无缝，没有人怀疑武田信玄的健在。由于一直实施保持稳定的政策，武田军成功挫败过德川军的进犯，并使其他军阀不敢轻举妄动。在武田信玄去世后的三年中，武田信玄的政策与影子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再加上幕僚团体对武田信玄的忠心耿耿，所以，武田信玄一直在实际发挥着影响力，在实际操纵着权力。在掌握秘密的那个小群体当中，影子不过就是一个影子，不过就是一个傀儡，他还是那个窃贼，那个破落的农民。但是，在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眼里，影子就是武田信玄，影子因此而从人们的这种误解和误会中获得某种虚荣。三年过去了，武田家公开了信玄的死讯，为信玄举办了葬礼。影子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归了农民和窃贼的身份，被冷酷无情地逐出家门。武田刚愎自用的儿子赖胜正式接管了大权。被压抑了三年的激情需要释放，赖胜开始对外征战。此前武田家在应对织田和德川家的挑衅时能保持不败，原因在于武田虽不在，但武田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实施，而影子是政策实施的一个有效工具。现在，影子不在了，武田的精神也不在了，失去了支柱的武田军在织田军和德川军的攻击下，大败。
黑泽明导演的电影，大多看过。《影子武士》则看过不止一遍。最近看这部老片子时，同时在读彼得.J.多尔蒂的《谁害怕亚当.斯密》，将“影子”与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联系起来，有了一些联想。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仍然相信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是自利心。斯密也相信，如果没有内在的约束，自利心的无限膨胀必然塑造出一个纷乱的世界。不过，斯密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存在一种矫正“自然状态”下人们道德缺陷的力量，这种力量被叫做“同情心”，它来自居于人们内心的“公正的旁观者”。斯密相信，人具有设身处地分享他人情感，认可他人感受的能力；在人们内心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他为人们制定行为标准，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在作出行为决策的时候，必须得到 “公正的旁观者”的认同。这使人们向往得体、高雅的行为方式，追求高尚、正义的道德情操。对自身利益的追逐虽然是一种正常而自然的现象，但毕竟是一种原始的甚至粗野的行为，而公正的旁观者所要求的得体和高雅，要求人们对原始和粗野的行为有所克制，于是，同情心进入了人们的决策行为中。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之外，一无所得……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i]
在斯密的理论中，旁观者代表着一种行为规范，他告诉行为者什么样的行为是得体和高雅的，是正当和正常的，是值得和可行的，他为行为者指明行为的方式、方向和尺度等等，他也为行为者不能从事某些行为提出警告。实际的行为者在规范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并制定和实施行为方案。这样来理解，行为者相当于影子，而“内心的公正的旁观者”则成为本尊。可以理解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的行为方式其实是在成长过程中经由历史和环境而形成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离开环境，当然，对行为的理解也必须置入特定环境中。斯密所谓“公正的旁观者”代表的是一种传统，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行为规范。这样一种传统或规范，可以理解为来自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文化传统，可以理解为在某个共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享的价值观。
在一个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中，这种共享文化或者价值渗透到到人们意识形态中，最终内化为人们的本能，从而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激励或者约束作用。但是，如果社会变化过于急速，在旧文化的衰落和新文化的建立之间可能会失去衔接，于是可能进入意识形态或者价值的紊乱或者真空期。旧的公正的旁观者由于过时而消失了，而新的公正的旁观者还没有出现，失去公正旁观者的指导，人们的行为可能陷入无序。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人们天生具有三种贪婪，分别针对荣誉、性和金钱。对荣誉的贪婪可能是危险的，对性的贪婪则是不洁的。对金钱的贪婪虽然不是那么崇高，却既不那么肮脏也不那么危险。于是，如果说需要一种疏导人们的过剩精力以避免社会破坏的途径的话，那就是引导人们追逐利益。后来的孟德斯鸠甚至说，以牟利为动机的贸易可以成为推动社会习俗柔润化的力量。其实，古典经济学所要证明的就是个人牟利的合理性以及斯密所说的个人谋取自身利益可能在无意间增进社会利益的美好情景。但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也可能是危险的，——不仅对个人，对国家甚至对全球来说也是如此。在《增长的极限》中，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提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任由自利的膨胀，任由企业或者个人为增进自身利益而日益严重地破坏环境，污染的加剧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可能会在人们不经意间突然来到，那时，人类的生存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现实却在一天天逼近人类生存的底线。
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的是失去控制的金融市场的破坏性。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投机活动中，风险和风险控制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结果可能是人们为追逐自身利益而将整个市场乃至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拖入严重危机之中。比如，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正是人们的贪婪不断推动着市场风险的积累，正是因为管制的缺位而使人们的逐利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这一切，为全球经济崩溃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这些极易导致严重市场风险甚至极易将一国甚至全球经济拖入巨大漩涡的个体行为，想要依靠事后的经济或法律制裁加以遏制是不可能的，事前的防范可能是一种更加适宜的方式。
承认人们行为的非经济维度，承认非经济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力，这是事前防范需要认识和强调的方面。为了在急剧变化且风险重重的市场环境中完善个人理性，重新塑造“公正的旁观者”，重新构建经济伦理，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