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么理解总书记的阐述
去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已经明确了这次“学习实践活动”的背景，其实这也是新时期党建工作必须关注的背景。在此，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其分为三大块加以解读：
第一：执政时间越来越长，对党建工作本身其实就构成一种挑战，其中特别关系到干部工作作风的问题。
第二：改革要深化，要进一步实现各项“攻坚”的胜利，本身就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创新。
第三：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国内多种矛盾的加剧和快速转化……这些伴随中国的崛起必然要面对的问题，都对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一点说的是一种“不得不”克服的困难；第二点说的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第三点说的是一个综合——说的是“问题是发展的另一种证明；且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需要结合怎样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加以解决”……等一系列的辨证地分析问题的方法。
面对上述的大背景，总书记针对党建工作具体提出了九个问题。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把他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叫意识问题，第二类叫具体问题。
前四个问题叫做意识问题，分别是：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宗旨意识是指我党的使命意识；大局意识指的是系统思考的意识；忧患意识所讲的是特殊发展阶段下的对问题的敏感度，以及对问题背后深层次矛盾的思考；责任意识讲的是对工作的态度、责任，以及检验自身工作成效的标准问题。
后五个问题叫做具体问题，分别是：作风问题、管理问题、工作不扎实的问题、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的问题、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需要认识到：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是表现形式，找出这些具体问题的目的是要反思意识问题，因为意识问题是根本。同时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是否得到很好的解决，来检验意识问题是否得到了根本转变。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这次的学习实践活动，必须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加以理解；必须站在对干部建设和组织建设怎样完成系统性调整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同时还必须清楚地看到，本次学习实践活动将是长期和深刻的，并将直接涉及到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一系列具体内容；他不仅关系到党的自身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所承载的重大历史责任。
二、复杂的局势与“学习实践”
如果回顾1921年、1949年、1978年的历史，人们最先看到是什么？是建党、建国、改革开放，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间隔大约是30年。如果再过30年，回顾2008年时，相信人们最先看到的将是“学习实践活动”。为什么这样讲呢？
首先看一看2008年发生了哪些大事？——年初百年不遇的风雪灾害、西藏3.14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汶川5.12大地震、北京奥运成功举办、紧随其后的三鹿奶粉事件、神州7号实现中国航天员首次太空行走、海峡两会首次在台湾签署四项协议、金融危机……
面对如此越来越激变的形势，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人们的内心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认识和与之对应的工作方法是不是真正跟上了外部一系列的变化呢？！一定是有的人变化快一些、有的人变化慢一些；一定是有的人可以正在努力探究问题的本质，而有的人则可能无意识也无能力看到本质。进一步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意识到——领导13亿中国人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完成自身建设。
一群面对变化敏感度差异可能很大的人；一群在认识上可能有比较大差异的人；一群伴随着执政时间的加长可能带来了工作惰性的人；一群在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需要完成转变的人……他们要在一起工作，要在一起面对越来越激变的形势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矛盾，要真正承担起领导13亿中国人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怎么办？！
展望未来的努力往往需要落实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被1921年建党、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所验证的规律是什么？！
答案就是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强调“不做，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30年的改革开放，其本身都是一场场伟大的学习实践！特别是通过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当越来越看清楚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并归纳为“科学发展观”。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作为长期的、战略的任务认真贯彻；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入教材、入课堂、入大脑……并最终成为制度、成为习惯、成为信仰，就成为了激变时代中成功应对各类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改革开放30年与“学习实践”
应该认识到，改革开放30年本身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全民族参与的一场伟大的学习实践活动。可以从一下3个方面归纳出其中的特点：
第一点就是不可逆。这一点可以用总书记提到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来做诠释，这实际也是对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不动摇，说的其实就是方向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持续的改革下去。不懈怠，就是要更加努力，更加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不折腾，就是要有系统性的研究，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使损失降到最低点。
第二点就是要寻找突破。必须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实首先完成的是政治层面的思考，但是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政策的松动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甚至是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开始的。
第三点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一点如果从经济角度讲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曾经是返乡青年，曾经是待业青年，曾经是没有相关经商经验的人，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改革的大潮中。他们在实现个人财富梦想的同时，也使得国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批企业家的涌现，30年的改革将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效。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30年改革成功的经验，无法直接应用到下一个30年改革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总结，很可能遭遇“今天的成功变成明天的桎梏”的尴尬。要取得下一个30年改革的成功，必须思考新问题，采取策略。因为面对的形势越来越“激变”， 面对的矛盾越来越“复杂”并相互交织，用什么武装头脑，用什么指引方向？
把曾经的经验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将所总结出来的规律，应用到下一个30年；将30年所沉积下来的精神层面的、经验层面的东西，转化成日常工作中可以“看的见”、“ 摸的着”的一种新的流程和标准，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这需要各个层面的人积极参与、认真思考，还需要他们结合自身工作的总结才可以加以完成。
这个就是学习！
要让这个学习过程取得预期的成效，闭门造车是想不通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必须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完成，必须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完成。
这个就是学习实践，就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学习实践，我们取得了成功、积累了经验；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将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积累更多更有价值的经验。
四、未来30年的发展与“学习实践”
未来30年的中国改革必须面对一系列的新问题，比如：国际贸易均衡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环境友好的问题、引导科学消费的问题、社会和谐的问题、均衡发展或者叫做人民幸福指数全面提高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让我们成功解决这些问题呢？
比如引导科学消费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得到了很大提高，如何引导出“一定伴随着带有人文关怀色彩”的消费，而不是那种仅仅体现在大吃大喝、莺歌燕舞、相互攀比的消费，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让一部分人先福起来”这件事，而接下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完成“一定伴随着带有人文关怀色彩”的消费，更具挑战性。
我们的国情，甚至可以说这个地球的现实情况，不允许我们延续西方式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的人均汽车保有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的水平，恐怕就是需要上街戴防毒面具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一做鞋，意大利的鞋匠就上街游行，我们像出口服装、玩具一样出口大多数的机电产品，甚至以后还要出口其他“高科技产品”，恐怕不仅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华势力，而且极度的贸易不均衡也将导致别国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无力持续购买我们产品的情况。沿着西方式消费和生产模式长时间走下去，很可能不能达到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梦想。
必须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必须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其中的道理也正在于此：在改变生产模式的同时改变消费模式，因为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有着天然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最终决定着发展的道路。
恰恰在我们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技术）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的时候；恰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继续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技术，可能难以取得下一个阶段的成功的时候；恰恰在我们必须要找到这样一套理论：能够指导全党、全民族进一步成功实践的理论的时候，总书记代表党在中央党校作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动员。
对照改革开放30年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果和经验可以断言：这一次学习实践活动一定是一种不可逆的、一定是一改曾经的一阵风式的、运动式的活动；而且还将逐渐转化成为工作的一部分、制度的一部分。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最终将使学习成为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使实践（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努力）成为人们实现自身价值，获得持续快乐的主要途径。
五、城市化进程与“学习实践”
提到“城市化”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口的聚集，因为没有人就没有城市。当不同阶层的人，从事不同工作的人聚集在一起之后，带来的就是吃饭问题，就是人们能不能找到工作岗位的问题。要让人们聚集到城市中来，城市就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台。
对个人而言的工作岗位，用经济学的语言讲就是能不能形成产业。要形成产业就需要技术，于是“城市化”的第二个问题也就产生了。所谓技术问题，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而且更主要的是社会科学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讲的原因可以分三个层面来看：
首先是生产层面的问题。比如要生产一部汽车，没有自然科学当然无法制造出来一部合格的汽车，但是没有属于社会科学的管理，同样无法制造出来一部合格的汽车。
其次是经营层面的问题。比如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一个汽车厂像以往一样生产出了合格的汽车，但是遭遇了经济危机，没人购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资金链断裂和企业倒闭。产生这样问题的根源更多地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第三是再生产层面的问题。比如一个成功的汽车厂要扩大生产，或者一家刚刚进入汽车产业的新企业，都会遇到“把钱投到哪里”的问题。企业投资到哪里，工厂建到哪里很可能会促进当地的就业和社会发展，所以可以看到各地都争相出台政策以争取投资。这一系列的互动虽然存在产业配套等自然科学的问题，但基本上还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投资，那么接下来在生产层面存在的自然科学的问题都没有机会被提起。
包括“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升级”……等内容在内的产业间的互动，通过上述技术层面的博弈演变成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从这个角度讲，城市化的过程不仅是各地吸引人群进入城市的过程，而且是人群在不同城市间流动的过程，是资金和产业在城市间转移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城市化的核心问题便出现了：“如何提高聚集到城市里的这群人的综合素质”——推进城市化是为了人们生活的更好，所以通过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将人们聚集到城市里，充其量只是一个手段，能不能让他们和谐相处，能不能让他们感到幸福才是根本。从这个角度讲，帮助他们提高综合素质更能直接涉及到这个根本问题。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恰恰迎合了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认识到“推进城市化的过程，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之后再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会越发感受到他的及时性和必要性。
六、下访工作的新安排与“学习实践”活动
伴随着《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的出台，全国各地纷纷完善现行的信访制度。并对“干部下访”做了更为明确、甚至是严格的规定。
针对“干部下访”所做出的新安排，体现着重拾延安精神，以及重树党和政府形象的决心，并且是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它和学习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既是学习实践的成果，又是进一步推动学习实践活动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延伸的重要手段。
党的执政能力，很大程度需要落实到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中。领导干部只有通过下访才能更准确地了解民意，也只有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下访，才能够体现一个领导干部对所辖区域的社情民意的了解。最终，上访和下访的互动将形成积累组织经验的平台，更多的领导干部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让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针对性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借助三个“意见”的出台，不仅上访工作和下访工作将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也非常有助于超越单纯GDP完成对领导干部的综合评价。
比如，领导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到什么地方去“下访”？挑战的是领导干部敢不敢去面对相对尖锐的，相对敏感的领域和问题。同时也可以检验上访工作的质量。
再比如，在领导干部所管辖的领域中，群体性事件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上访的次数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上访的内容有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一系列的数据都可以成为评价“上访工作”和“下访工作”实际效果的指标。通过综合评价“上访工作”和“下访工作”的实际效果，将对干部工作作风的整体转变起到非常重要的意义。
让上访工作的记录成为下访工作的依据，让下访工作的成效直接反映到上访工作的统计中。这样的互动体现的是党的优良传统，保证的是党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持续的这样的互动，必然催生出更深层面的学习实践活动！有理由的相信：学习实践必将从“活动”上升为“制度”——新的工作模式、新的考评干部的指标……超越单纯GDP，真正体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制度保证。
附件1——作者简介
20岁时开始关注丰田公司——因为在人员工资、土地价格、资源费用、城市基础设施费用等诸多要求成本普遍很高的情况下，丰田公司生产的汽车又便宜又好。
22岁时大学中退，后赴日学习日语——因为想彻底了解丰田为什么可以做到上述的“不可能”。
24岁为取得国外研究生资格回国复学，并于27岁时终于得到一个机会：接触到并最终从师于上山教授，他对汽车产业很有研究，也有关于丰田生产方式的著述。
在此期间，到长春一汽实习两次、调研两次。因为在那个时期，长春一汽是国内推广丰田生产方式最早、范围最广的企业。
30岁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从事丰田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实践。
32岁时，完成了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对丰田生产方式的诠释。
35岁时，完成了从思维质量的角度对丰田生产方式的诠释。
37岁时，完成了从实事求是的角度，也就是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对丰田生产方式的诠释。
40岁时，完成专著《活学活用丰田生产方式》。这本书以职场励志类图书的写作格式，用通俗的语言综合阐述了丰田生产方式。在同一时间段，基于本文的思考完成专著《做有贡献的人》
附件2——编辑对作者的介绍
作者从20岁起开始关注并研究丰田公司，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22岁时，作者从大学退学到日本学习日语，希望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丰田公司能够在人员工资高、土地价格高、资源费用高等诸多不利条件下，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汽车。
多年来，作者一直从事TPS的研究与实践，并在数年中逐步完成了从人力资源管理、思维质量和实事求是的角度对TPS的诠释。作为能够直接与日本专家用日语进行交流的为数不多的TPS研究者，作者将TPS看成是一种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做成事”完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并借此最终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也就将其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使TPS超越了制造领域，成为人们在工作、生活中的指南。作者另著有《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管理者价值》（合著）、《卓越的工作方法-思考的工具》等著作，并为多家大型企业提供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