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代、社会、文化
——读《论语别裁》随感之三
读南怀瑾老先生《论语别裁》最大的好处，就在于，除了可以对《论语》中各个句子的本身有了基本的作为文法上的理解和意识之外，还可以“额外”地获解到对于相关历史知识细节的了解和感悟来。
当然，南怀瑾作为一个现代人（尽管其年纪和人生经历具有相当的“古老特征”），与孔老夫子又“素未谋面”，不可能在对几千年前所形成的《论语》中的每一个文字、每一段语句的阐释，都能够做到绝对的客观、精到；但是，以老先生一向的治学态度和过程，并以《论语别裁》本身的文字内容看，老先生在对于《论语》的开解和问究，还是充满了热情、做足了功课的——这从每到一处延伸开来的对于相关史料的铺陈和叙述中可得一见。
尤其在对于《论语》的第三篇《八佾》的讲解和叙述中，更为显现。
《八佾》讲的是礼。老先生认为，该篇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
同时，老先生指出，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
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为一名词，古今定义的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
在对《论语》第三篇《八佾》的解说中，我以为老先生的解释与认识与我们先前的认识差别最为明显的，就是开篇的第一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尤其对于其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解释，可谓是另有一功的。
季氏有一天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所谓“八佾”者），完全天子的味道，似已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依照我们以往一贯的理解，自然是表现出孔老夫子对于违背礼仪的一种愤慨了：假如连（无视规矩、违反礼仪）这样的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容忍呢？——其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现在作为一句成语，我们大多也是这样使用的——而老先生却认为：假如真是这么解释，那么《学而》篇当中的“温、良、恭、俭、让”这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老先生认为，孔子是说，（对于季氏的违礼之举）要注意啊：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他都忍心（忍于、敢于）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老先生认为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当然，类似这种另类的解释方法，在老先生的《论语别裁》中比比皆是（难怪叫“别裁”呢）。我们自然无法轻易地断定，一定是怎样的解释才更接近于孔子当时的思想所指；但是，既然是对于古人（尤其是“古圣人孔子”）的言语和思想进行推究和讨论，老先生这种有别于一般常见（也就是不再具备重复价值）的解释和理解方式，应该也是另有一种价值所在了——更何况，以老先生一贯的治学严谨，他的认识角度，应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史实资料和对于古言语文法的掌握之上的。因此，有人认为，南怀瑾老先生的《论语别裁》，是塑造了一个南氏孔子，似乎觉得其只有随性所至的主观认识而不具有最基本的客观的一面——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吧。
还有，在解释《八佾》的时候，南怀瑾老先生还流露出这样一种奇特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
——撇开狭隘的政治元素，我对于老先生的这段论述，有两种感觉：
一来我觉得，老先生的这段论述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价值观点。因为文化从其历史的广义看，它是超越了作为政体和制度的国家概念，具有人类的普世性。尽管说每个民族也好、每个国家也好，甚至每个地域的文化都各不相同，有时还充满了冲突——但是，文化天生便具有一种融通性，可以在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以融合、并形成性的文化发展。因此，所谓的文化，其实对于我们人类整体来说，是一个共有的精神平台，她是无所谓民族的、国度的。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再怎样发展、科学技术再如何提高，人类精神的本身，还是具有相当的延续性和穿越性。就如老先生认为的——孔子在这里（《八佾》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认为国家可以不要（而只要文化的存在）了——其实国家社会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对于某种文化的形成、稳定和发展正是起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的。
另外，就自己个人的认识来说，对于《论语》（尤其《八佾》中）关于“礼”的论述，我觉得，应当首先要看清楚孔子在表达这些思想的时候，其虽作为“圣人”也无法摆脱的历史的局限性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
想来，孔子思想产生的初衷，是源于当时的社会现状：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孔子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忧心（可能是与他所学到的东西相差实在太大），一心要承担起恢复社会文化礼仪的使命来，这样才有了他“克己复礼”，以期让每个人（尤其为政者）的自身修养（对“仁”的接近）和行为实践的规范化，来实现其恢复周王时代的文化礼仪和政治制度来。因此，若以现代“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孔子这样一种“复礼”的期待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可是若以历史的观点看，孔子的言行举止以及他若是梦想的理想所在，不就是期望着社会应有持续的匡扶和人类自身心灵的规正吗？
当然，所谓的“克己”，对于现今世界的人来说，似乎是一种非人性的刻意所为，与我们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性的解放背道而驰；但是，如若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都不能对于自身的内心欲望加以遏制、加以调解（非错别字，意为调整、解排），我们眼前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的物欲横流，更不知要猖獗到怎样的程度呢？反过来说，不具备了现实的社会空间，人的本性与天性又如何得以“随意”地展现呢？
——因此我想，文化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应该就是一种调节、一种缓冲、一种适当的提升与揉搓。社会历史的发展，固然与技术的进步节奏相吻合，但是，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对于发展速度的柔性调和、以及作为社会发展的后劲支撑，社会的发展，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就会对人类内心的自身产生巨大的冲击与损伤——那样的所谓“进步”与发展，与宇宙、自然、与人类自身，又有何益？！
那么，对于《论语》当中，孔子所宣扬的“礼”，我们究竟应当怀有怎样的一种心态和方式呢？
一方面，我想我们要随时把握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当初的社会现实，不是“死读书”般单纯地汲取他的外在形式（即那些现代人看起来流于腐败的“陈规陋习”）；否则，脱离了一定社会现实的规范礼仪，便是一种违背历史发展现实的腐朽和反动，只会成为束缚自己思想和灵魂的精神枷锁。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孔子所宣扬的“礼”的思想，在现今看来，也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人类在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或者说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正越来越忽视对于自身内在精神的呵护与充实。如果不能让作为人类生存平衡的思想行为加以规范，我们每一个生存与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人类世界里的个人，将在一种无序地相互挤压中苟延残喘。如果我们对于自身的欲望不加适当的抑制和调解，而一味地向我们身边世界索取我们无度的所求，终有一天，我们内心空洞的同时，我们身边的财富资源也将被我们挥霍殆尽。
所以说，无论是站在孔子当时的历史角度，还是站在我们现代人的生存角度，人类世界必须积累和建立其与自己的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规议来；而要积累、要建立，就先得发掘、整理，然后才是弘扬、发展。
我自然不能说，我们如今读《论语》、习国学，也是在做（弘扬文化）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但是，多读点《论语》，多读点《老子》，对于我们个人自身的修养，应也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补充吧。
感于 2009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