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进程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定位’是人类社会历史转型期必须面对的重大发展问题！

    避开这个问题谈民主，必将以它对人类的损害而告终。

                           —————题记


    当代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必须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它既要解决好民主化进程同他们（国家）社会改造与文化衔接的相互关系问题（即作为一个类群文化整体协同发展的问题），又要解决好他们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确立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他们国家能否把本民族的文化心性和价值追求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在世界民族之林）给与市场化运作和文化践行的根本性问题。任何民族国家和政府，若对世界社会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就必须解决好这两个对自己、对同类均具有创新意义的基本问题。

    这个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体现在社会功能上，就是让关乎他们民族命运的发展与决策，能够在透明的社会体制下以较高的市场信用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来彰显，得以在自己文化类群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中去运行。

    因此，要保证这种透明，就要让人民群众成为建构社会体制的践行主体，成为价值预设的创造者和法律制度的监督人；而要保证透明体制在自身文化类群中的顺畅运行，又必须把个人的生命欲望、社会权益和价值追求，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运作建构起相融为一的协同机制。

    确立了民主化进程同他们文化类群全面发展之间的整体性、有机性，也就确立了人的自然生命同他们文化类群之间——在社会机能上的功能共享与价值耦合，也就确定了类群个体同类群文化整体之间生命呼应与价值彰显的运行机制和社会构造。

    此时，‘自由’不再是个人的价值追求，实践地、理论地把自身以类属才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另一方面，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所有国家，他们的民主化进程必须依托他们国家的发展历史，必须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获得稳固的市场结构地位，必须在他们所处的地缘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一道去完成。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民族就可能在人类社会新一轮发展中——被这一历史进程边缘化，他们民族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份额与文化作用就可能被‘去功能化’。

    因此，任何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好他们国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基本文化定位。确立了这一发展定位，也就确立了发展中国家推进自身民主化进程的科学道路与实践文化。

    就是说，每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应在保障他们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发挥主体性作用的前提下来运行。这样才能在广大民众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化进程的实践把握和主体性驾驭中感受自由、承重生命、开创进取！

    我在行文中经常提到这样一句话：‘市场－文化运作’，就是通过对不同国家市场结构地位的合理确定，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改造，而在全球经济生活中对所有国家‘作为市场载体－文化主体’地位的文化肯定。

    毋庸置疑，人类历史上所有民族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经济生活是人的现实类生活。以往，马克思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只是把它作为人类思维不可背离的一个逻辑前提；如今则需把这个存在（“族类存在”）视为关乎人类现实发展的社会媾和机体。它的一个最好证明就是：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都不能在远离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发展框架下独自栖身。

    这是一个把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作为一个类属文化单元的现实类生活，也是任何思维理性、任何文化存在、任何国家意识，在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意义时均无法摆脱的最为根本的类属规定。在这个类属规定中，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都必须把自身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结构地位的确立与稳固作为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目标。这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鉴于这种人类大尺度上的民主化进程通常不被以往国家社会所理解，由此释放的政治意蕴对以往政治理念具有鲜明的社会超出性；鉴于这个民主化进程同所有民族国家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由此构成的生命感知、利益驱动远远超出体认文化的感知范畴和语境之外——人类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主体性把握只剩下一条路径：

    人类历史上作为天然市场载体和文化主体的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都必须把他们/它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这一历史划分和文化测度，作为判别他们/它们类生活健康状况的发展目标与政治尺度。这是一个要求所有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在全球一体化历史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共同尺度。人类社会正在面对的历史转型期，需要依据的也正是这个尺度。

    依据这个尺度，评价一国国民生活好坏、生活方式是否健康，大致有两个基本标准。

    一是把该国国民的生产生活-市场化运作——放在全球经济生活的背景下，看其市场结构地位是否稳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国内的社会决策是否彰显实效；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和市场化运作中是否与他国相融为一、彼此共赢。

    一是把该国国民的生产生活-市场化运作——放在他们民族国家-文化类群历史发展的背景下，看其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全面社会改造的社会变革中能否以崭新的社会面貌重现生机；国家社会和政府面对社会转型期和内-外变革风潮是否拥有宏观调控的能力、系统应变的长期发展理念及决策；国民在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所有历史变化中，能否从他们结构在类群文化整体的相互关系和主体性地位出发，继而在发展理念、行为方式、市场信用和文化心性上达成一种生命共识与社会沟通。

    显而易见，这样的带有普世性质的评价标准，已经无法在狭义的国内民主政治范畴来搞定，它必须伴随传统文化的社会改造，因应公民角色、政府职能和类群文化整体协同机能的不断转换，顺应本国国民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定位————努力去践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启动的！

    从以往政治哲学的视角看，“自由民主”固然是一种对内决策，但是站在当下人类发展的历史高度，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自由、民主——已然拥有了更深的政治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