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一户农民家里，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镶着一张欠条，一行褪了色的字写道：“在贵家吃饭欠大洋一块，王万年，刘喜山”。听主人说，这是七十年前，两位红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其中一位负了伤，是这位老乡热情收留了他们，三天后，向老乡告别时，因身上无钱，便写下了这张欠条。第二年，这位叫王万年的战士找上门来，还了一块大洋，而那位负伤的战士已经牺牲了。

　　读过这张珍贵的欠条，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我被两位红军战士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想，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后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读了这张欠条，都会为红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所折服。回首长征，红军所到之处，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打土豪分田地，帮穷苦人翻身解放，广大群众打心眼里把红军视为穷人的队伍，所以，红军的队伍才能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才能冲破千难万险，一往无前；才能前仆后继，胜利到达延安。

　　在七十年后的今天，想起那张珍贵的欠条，仿佛眼前突现一面明镜，彰显出红军的光荣传统；它更像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映出了人民军队的举世无双。看到它，仿佛看到了当年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看到了长征必然胜利的曙光，看到了全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

　　想起那张珍贵的欠条，我又仿佛看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县、乡干部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动人情景。那时，农村还很贫困，农民还吃不饱饭。上级干部下乡要吃“派饭”，一户一户往下传。饭后干部们都自觉地把一角五分钱和三两粮票放在饭桌上。老乡也不谦让，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文革期间。1969年冬，我曾作为贫下中农宣传队的一员，到一个大队去搞“路线教育”，到农民家吃“派饭”，也是每顿交一角五分钱和三两粮票。其实，老乡也不在乎那点钱和粮票，但我知道，我们是在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是在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想起那张珍贵的欠条，再看看眼下一些干部的不良行为，心里很不是滋味。众所周知，现在上级干部下乡早已不再吃“派饭”，而是下饭店、上酒楼；有的吃饱喝足了，还要洗桑拿、做按摩。当然，这些钱不是乡里掏，就是村里拿。现在看来，这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饭钱应该基层出，下边应该农民摊。难怪农民编顺口溜说下乡干部：“坐在车上转一转，站在村里看一看，田间地头瞅一瞅，之后直奔大酒楼。”对于干部们下乡大吃大喝，也编顺口溜说：“一盒烟十斤油，一顿饭一头牛。”因此，现在农民对那些讲吃喝玩乐的干部距离越来越远，意见越来越大。

　　7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但党的传统没有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积极弘扬长征精神，更好地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真正热爱人民的党，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同志们，让我们多想一想那张珍贵的欠条吧，多想一想人民群众的疾苦吧！用长征精神开拓进取，用长征精神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党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