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祖父孙三代人

——献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我丝毫不相信现代儒生撰写的，以新文化运动压到五四运动的历史，丝毫不相信什么启蒙压倒救亡，文化优于政治。这里背后隐藏赤裸裸的权力欲和控制欲，在宏大叙事的法袍之下，祸水横流。

我会质问道，为什么不是《新潮》而是《新青年》成为五四的象征。只有把五四运动中五四学生自身当作五四精神本身的载体，并且把他们的祖父请回五四运动当中，才得以彰显五四“师父”的毒恶与狂妄。

五四学生相信“我们就是中国”，同样“师父”们也相信“我们就是中国”。然而这两种“我们”之间的共同体，只有共同的保守主义文化敌人逼近时，才得以维持。当面对政治或者政府的时候，就破碎开来。

五四学生们日益意识到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不同老师，于是产生了由学生自己组成的新研究团体新潮社的想法。学生们把自己比喻成野猫，以行动在警醒黑夜中的人们。

“师父”们站在改良的立场上，由此暗中滑到秩序怀抱里面。而只有学生，才有最强度的对抗和撕裂。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后不到三个星期，罗家伦就在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文章中，呈现五四运动的本性，突出它的反对精神，他提醒他的同胞，怀疑貌似神秘的权威，是可能也是必须的，以此来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罗家伦当时强调，青年学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

应该说，老师们和学生们在追求良治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其不同手段，产生的政治结果，却足以划分楚河汉界。造成共同动机和目标，在这里暗淡在一个角落，而分歧凸现出来，其根本原因在对达到目的的渴望日益强烈，对行动的渴望日益强烈，而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自身的和目的性，处在政治浪漫、迷信、或者弥赛亚主义当中，缺乏一个政治理性来制约它，这样就陷入偶然与暴力的泥沼。

这一点，“师父”们有感觉，有警惕，但是无可奈何，他们只能通过怀疑主义，和退到文化教育领域，来避免这个问题。他们把自己视为蛇，欲将怀疑的毒液布毒于长期信仰诉诸于行动，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可是如此一来，更是将学生推到偶然与暴力的泥沼当中。

处在对犬儒“师父”的痛恨和绝望中，学生越发渴望行动，诉诸暴力。对暴力和不合目的的手段，正当性论证只要构成对犬儒 “师父”背叛，就可以成立，也就是说对“师父”的超越，背叛的渴望，而不是自我克服（“师父”是学生的已有的，成熟的自我），与渴望行动的激情混合在一起，并且冒充了理性，来当作正当性论证。

把“师父”想象为越犬儒，他们就越伟大，并且是仅仅比“师父”更渴望行动，更在于渴望目的达成，就觉得超越了“师父”。把“师父”甩出“我们就是中国”代表权范围之外。他们不需要证明自己是理性光明的，只要证明“师父”是黑暗非理性的，而自己与“师父”不同，或者还是渴望与“师父”不同，就把自己的等同于理性光明的。

要指责五四运动对待文化传统过于激进，需要两个步骤的伎俩。首先，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成一体，并且用影响甚小的新文化运动来覆盖五四运动，造成新文化运动才是主导。其次，吹嘘放大新文化运动主笔“师父”的价值，给五四运动学生主角打上马赛克，让其自身的面目和独立的特征模糊不清，最后造成五四学生主角好像就是没脑袋的身体参与了五四运动，即使有一些不同于“师父”的独特想法，那也是小屁孩的，不值得认真对待，可以存而不论。

五四学生实际上没有那么反传统，而且实际上是传统的受益者。他们较少为反对传统的愤怒所累。与“师父”相比，他们反传统的格调和内容，都要温和一些。他们几乎同他们一样了解儒家经文（当然儒家东西也太少了，鸡零狗杂的）。这一些青年凭感情纽带同传统相系。

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是与当下的肉身有亲缘。传统具有当下的肉身性，是被建构起来的。感情纽带来自祖孙关系。也只有祖孙关系，才能冷却父子关系之间的背叛与超越。五四学生的师父们，与祖父之间，一样有前面说的，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三代人中，一代人对一代人的超越与背叛，是在一种最薄的追求良治的理想面具之下，展现老一辈控制年轻人的权力欲，与年轻人“弑父”的激情。后者无法吻合戴上前者的面具，留下了过多的黑暗、不确定的空间，留给迷信、欲望与政治浪漫来横行。那么追求良治的理想面具加厚变好，并且涵摄引导权力欲与“弑父”激情，成为我们继承五四理想的首要任务。

在“师父”谱写的五四运动历史中，祖父是失踪的在场者。祖父借着孙子得以在五四运动中在场。五四运动学生的祖父，大多是洋务运动之后的开明人士。开明人士的特征是超脱，不仅超脱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而且超脱于反对传统文化统治的激情。不受或者很少受到必然性和现实条件的约束，属于靠近自由的。他们或者退离了公职，或者对当官嗤之以鼻，他们没有竞争负担。也与过去儒生不同，放弃了控制了他子辈的权力欲，他们更靠近他们的孙子。训练鼓舞着他们的孙子。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儒家传统中最僵化最冲突的就是父子关系，因为强化的父权，而祖孙关系更加自由融洽。

傅斯年回忆他最钦慕最尊敬的人时，把他的祖父傅笠泉放在最前头。傅笠泉放弃了进入仕途的努力，这里也意味着现实政治或者制度，不再促进良治目标，而是南辕北辙。那么，傅笠泉就不会通过掌握权力而“立功”，报效于国家和人民。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只会相反。傅笠泉在傅斯年幼小时，告诉他如何欣赏而不仅仅是记忆儒家经典。傅笠泉特别喜欢的《孟子》这本书，这是儒家中最具有自由和民生色彩的译本。傅笠泉造就了他的孙子一辈子对“仁”的概念感兴趣。“仁”对五四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

傅斯年的好友疑古历史学家顾缬刚在自传中回忆道，祖父带我上街，或合我扫墓，看见了一段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将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对于孙辈而言，祖辈是传统活生生的媒介。祖辈对他们的宽容，让他们可以将古典作为遗产，而获得欣赏。孙辈能洞见祖辈交给他们的东西，那种开明，那种自由，那种宽容。他们可以对本民族的过去深切欣赏。

而对于“师父”们而言，由于他们小的时候只能读儒家经典，碰上废除科举，一切得重头再来，儒家带给他的是辛酸，是耻辱。他们断然不可能用一种自由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公仇私恨一起，恶狠狠地清算儒家。他们把文化当作政治战场，此外拒绝在政治中作战，把文化和政治纠缠成一体。让政治消解在文化中，妄图以文化否定政治，凌驾于政治之上，成为总体精神的载体。

对于“师父”，目标和新希望是精神，是价值，还不是实体，是从旧文化的统治中释放出来的高空清新之气，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眼界里面，还看不到固定变为制度。他们只能不知疲倦地提出儒家学说的虚伪和政治腐败的例子。就像宗教改革最初抨击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尽管追求良治的理想没有幻灭，然而这一批人只要吸纳入既有体制，心中的火种就会熄灭，并且回头过来，扑灭别人心头的火种。很大程度上说，他们的反传统，在于被现实利益排斥，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

而学生不同，就几乎是一种确定的可能性。因为行动或者对行动的渴望，会肯定心中确信的信仰或者理念，会排除怀疑主义反思。

理想总是屈服于现实，精神总是匍匐于大地，然后爬行前进。尽管五四学生是新潮儿，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的领袖。然而，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纳入体制，而延续了他们“师父”的路径，尽管有所推进。他们的生命激情已经不再搏击，而是神话中的人物，被当作历史动物园中珍奇动物，被赞美、被惊奇，被扭曲。而对五四精神的谱写，不再属于曾经激情燃烧岁月的他们，而是上供于曾经他们鄙夷、故意区分开来的“师父”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老师或者父亲，只要他们找到了中学生作为学生。正如“师父”们的《新青年》是面对“师父”们，并吸纳像老师的五四青年，而《新潮》是面对五四青年学生和中学毕业生，并吸纳像五四青年学生的中学毕业生。

后五四的人或五四之子是没有祖父的。我们这一些人是站在断裂之后的，没有了祖父作为活生生的中介。古典的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身体烙印。我们的祖先，不是孔子，而是与古典“一桨撑荡开去”的民国先贤，他们是开新天开新地的盘古。之前的孔子儒家，做了史前史，做了材料，而不是启示或者方向。儒家并不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感情，就像一个生你但没有抚养你，并且遗弃你的父亲，纵然有血缘相承，但我们也无法爱他。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告别以吏为师的道德政治传统。

与儒家相比，我们与民国先贤共命运，他们是我们的祖父，我们是他们的孙子。我们和他们，是历史中伙伴关系，他们在坟墓中和我们共同呼吸。我们对我们的“师父”，痛恨有加，背叛他超越他，我们的“师父”驱赶了我们的祖父，切断了我们和祖父之间的血脉关系，使祖父的灵魂在当下没法和我们在一起。

2009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