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崇军
在强化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中，我们有必要搞清楚“高薪养廉”这个问题，因为“高薪养廉”也是一个监督问题，如果我们采用了“高薪”能强化监督，“高薪”就能“养廉”；否则，既是采用了“高薪”不能强化监督，“高薪”就不能“养廉”。
一、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和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目前，许多人反对“高薪养廉”，道理有许多，而且道理很充分，从而导致国家、企业或单位在处理“高薪养廉”问题上是举步维艰，最终导致不能较好地处理工资与廉政的关系。为了处理好其关系，首先要端正我们的认识。
（一）历史地认识“高薪养廉”。“高薪养廉”并非是外国人的“专利”，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高薪养廉”制度，被多个朝代作为防治官吏贪污腐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由国家发给官员较为丰厚的俸禄，使其不致因有生活之忧而走上腐败之路，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禄以养廉”。到了清朝，则干脆在额定的俸禄之外另行增加大大高于俸禄数额的钱财，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养廉银”。
传统观点认为宋代官俸丰厚，清代赵翼有关“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等评论，经常被人们所引用。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宋人自己的有关议论中可以看出，如王安石认为：“方今制禄，太抵皆薄”；李清臣指出，当时官员“身虽挂仕版，名虽荣盛世，而无资以继其生”。因为宋朝的物价只在初期由太祖到真宗的60多年间较低，而宋英宗时代，由于与西夏战争爆发，导致了物价不断上涨，历史资料显示仁宗时河南地区的陈州比太宗时麦价高出五六倍。宋朝曾多次提高俸禄，到南宋后期，官俸已“七八倍”于宋初。尽管由于宋朝物价上涨厉害，薪俸增加的速度不及物价增长那么快，所以还称不上“高薪养廉”，而只是“增俸养廉”。但是这一举措与其他重典治贪的法律配合，“重禄重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抑制腐败的作用，一个开封府吏曾谈到他对重禄重法的感受为：“向时遇事，且思如何可以取钱，又思如何可以欺罔官员，实无心推究人枉直，自今诚恐有暇及此。”它生动地反映了“重禄重法”对部分官吏腐败的抑制作用。
(二）辩证地认识“高薪养廉”。一些人对“高薪养廉”只看到弊而看不到利，或者只看到无效而看不到有效，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在此，我们要辩证地认识“高薪养廉”。
1、“高薪养廉”既有利又有弊。
（1）“高薪养廉”有利之处：一是“高薪养廉”能“养心”。“高薪养廉”能否“养廉”暂且不说，只要是“高薪”，就能减轻一个人在经济上的心理压力或思想压力，从而有可能心情愉快、工作安心和思想上进，因此，“高薪养廉”能“养心”；二是“高薪养廉”能“招贤”“养贤”。“高薪养廉”能否“养廉”暂且不管，只要是“高薪”，就能高薪聘用人才，也就能聘用到优秀人才、高级人才，而且能留住人才，因此，“高薪养廉”能“招贤”“养贤”；三是“高薪养廉”能“养廉”“肃贪”。“高薪养廉”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经济上比较宽裕了，对金钱的获取欲望就会降低，其降低程度较大，一个人的心理基本或完全能抵御非法礼金、礼品、礼节或利益的诱惑，从而“高薪”就能“养廉”。再是，如果实行了“高薪养廉”，就能用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和法规等来约束行为人，从而“高薪”就能“肃贪”。
（2）“高薪养廉”有弊之处：一是“高薪养廉”必然会增加国家、企业或单位的支出，从而就会加重国家、企业或单位的经济负担；二是“高薪养廉”必然会拉大“高薪”与“低薪”的差距，从而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三是“高薪养廉”可能会引发相互攀比，给官员们拿高薪不让腐败，同理，医院的医生们也可以提出索要高薪，否则我们就要收红包！各单位的采购员们也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说：要是不给我们高薪，我们就要吃回扣！四是“高薪养廉”有可能“生腐”“养贪”。“高薪养廉”的目的是好的，但是如果官员们把“高薪养廉”视为一种特殊权力、特殊地位或特殊身份的象征，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行贿受贿，那么“高薪”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可能“生腐”。再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高薪养廉”，而不注重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官员们就会把“高薪”作为一种挥霍浪费、日嫖夜赌和换取名利的资本，这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养贪”。
2、“高薪养廉”既有效又无效。
（1）“高薪养廉”是有效的。“高薪养廉”是否有效？关键不在于“高薪养廉”的本身，而关键在于与“高薪养廉”相关的配套制度、法规或规定的制定得如何？如果其配套制度、法规或规定的制定得较为严密、严格或严厉，那么“高薪养廉”就可能有效。
目前，新加坡、美国、日本、芬兰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行了“高薪养廉”，在实行“高薪养廉”的同时有严密、严格或严厉的监管措施。一是制定了整套法规，如新加坡对公务员制定了《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和《防止贪污法》等法规；二是制定的法规比较详细，如美国1990年制定《行政部门雇员行为道德准则》规定，公职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的情形下，可以接受20美金或少于20美金的礼品，同时规定，每年从任何个人处获得的单项礼品的总市场价值不得超过50美金。雇员可以接受奖品和荣誉学位，但不能接受现金或投资收益，礼品总的市场价值为200美金或以下，如果超过200美金则须经过道德官员局面决定。（《中国监察》2008.16,题目《美国制约权力的几点做法》）；三是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如新加坡和香港采取了“垂直管理”、“卧底侦察”和“廉洁考验”（请上网查）等措施。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高薪养廉”是比较有效的。
（2）“高薪养廉”是无效的。“高薪”不能“养廉”时有发生，如：
中新网3月2日电香港《大公报》2009年3月2日刊出署名评论文章说，“高薪养廉”之类的话题屡屡被人提及，“高薪”是否真能“养廉”？事实上，豪贪巨蠹人们见过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个是因为家境贫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与此相反，倒是因为财富的积累而变得更加欲壑难填。待遇不是产生腐败的原因。廉确实需要“养”，但“养廉”不能靠高薪，而只能靠扎扎实实的惩防机制。否则不但治不好腐败病，而且更会使反腐败走进死胡同。文章摘录如下：据媒体报道，中纪委最近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国资委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160多家央企所有负责人的最高薪酬为118万，最低为20多万。诱人的薪金，为何还养不了廉？去年初，审计署曾透露：160多家央企，一次审计就使得38名头头在案难逃。今年竟出现几乎“全军覆没”的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省略了一段)
3、“高薪养廉”既重要又不重要。
（1）“高薪养廉”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如何才能较好地防止腐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采取以批评、打击、惩处或斗争为主的做法，使官员们产生较强的畏惧心理而不敢腐败，但是这种做法就像大人管孩子一样，“打得太多，孩子是不服管教的”，因此，采取以打击、惩处或斗争为主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另一种是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使官员们产生较强的进取心理而不想腐败，这种做法就像那些有方式方法的老师，能够使自己的学生自觉地服从管教，因此，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目前，我们在反腐倡廉上所采取的措施是以第一种做法为主，因此达不到较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采取“高薪养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采取以表扬、鼓励、奖励或和善为主的做法，再把配套制度建立好，那么就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说，“高薪养廉”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2）“高薪养廉”又不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从“依法治国”的角度上来理解“高薪养廉”，也许“高薪养廉”就不重要了，如果我们仅仅依靠“高薪”来达到“养廉”效果，就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能否真正达到“养廉”目的，关键要“依法治国”，即要制定并执行好制度、纪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同时要搞好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律教育或廉政教育，从而才能真正达到“养廉”的效果。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薪养廉”又不是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措施。
（三）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目前，我们要想解决好对“高薪养廉”的认识问题，很重要一点要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怎么历史地、辩证地认识“高薪养廉”都可能是“纸上谈兵”。
1、客观地认识国外的“高薪养廉”。我们要想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最好先认识一下国外是怎样做的，他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当中有许多鲜活的例子，一听、一看就清楚，拿来我用，这样能省时省事。
2、客观地认识国内的“高薪养廉”。我们要想客观地认识“高薪养廉”，还要对我国已经实行“高薪养廉”的企业或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好第一手资料，发现其中的优点或长处、找出其中的缺点或短处，“对症下药”，提出建议意见或对策。
3、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形势。我国能否普遍实行 “高薪养廉”？不能因为“高薪养廉”好坏就立即实行或永不实行，而要根据我国当前社会形势或今后社会发展而定。就目前而言，我国能否普遍实行“高薪养廉”？很重要一点要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社会形势，如果我们的经济实力雄厚了、制度法规跟上了、人们思想认识提高了，以及相关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了，只要能趋利避害，为何不可普遍实行“高薪养廉”呢？然而，如果我们在经济实力、制度法规、思想认识等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即是“高薪养廉”再好也不能普遍实行“高薪养廉”。
二、实行“高薪养廉”的作力点要强化监督。实行“高薪养廉”能否有效？最根本点在于能否强化监督？如果采用“高薪”能强化监督，包括自我监督和他人监督、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组织监督和社会监督等，那么“高薪”必定能“养廉”。
（一）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工作思路。目前，我们做监督工作，尤其是做领导干部的监督工作存在较严重的软弱性、无效性，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欲所欲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钱财、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腐化堕落，有的成了众矢之的的腐败分子、阶下囚。如何才能解决其“软弱性、无效性”问题呢？在此，我提出一个工作思路，即“高薪”——“强化监督”——“养廉”，也许按这个工作思路去“强化监督”，既能解决在监督工作中的“软弱性、无效性”问题，又能达到“养廉”目的。
“高薪”是人们的一个强烈追求，人们为了“高薪”就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严密、严格或(省略了一些)制定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或法规等，强化监督，从而“高薪”必定能“养廉”。
（二）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交换条件。在实行“高薪养廉”的同时，要制定严密、严格或严厉的制度、纪律和法规等，如果不能接受其制度、纪律和法规等(省略了一些)就把“高薪”让给他人，否则就必须接受其制度、纪律和法规等。
（三）要把“高薪”作为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实行“高薪养廉”要灵活，把“高薪”变成一种奖惩手段，如网上反映，新加坡实行廉洁与养老挂钩，新加坡公务员没有退休金，而是靠公积金养老。根据该国《中央公积金制度》，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但是，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的公务员，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
我们实行“高薪养廉”要与“目标管理”、个人得失、反腐败各项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相结合，把“高薪”的发放对象、发放时间、发放数量和发放形式等，重点要做到“重禄重法”、“高薪奖贤”（“贤”指“德才兼优”）、“高薪奖勤”（“勤”指“勤政”并有“突出业绩”）和“高薪奖廉”，从而“高薪”就能成为强化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并能有效地“养贤”“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