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与法律是什么关系?

有人曾经抱怨说,市区限速六十公里的法律规定是没有用的,因为只要警察不在,那么大家都会对它视而不见!魏都士反驳说,如果不是六十公里的规定,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停在七十迈的水准,八十都是可能的.因此有这么个规定，大家就会提醒自己，我超速了，我违反规定了，我越过安全界限了。换句话说，即便在法律被违反，即便没有惩罚，也还是发挥了它的用处的。

这里头当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法律的公信力，然而法律的公信力极少或者从来就没有衰微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大家从不把法律当回事，也不会因为逃脱法律而心理上无丝毫的触动。当违法也没有激情的时候，大家也许都会觉得违法没有成就感而自愿守法。这是辩证法的一次伟大尝试。

界限是一种形式，其实是法发挥作用的方式；法律之功能在定分止争，在保障人权，在监督政府，在提供便利与自由，可是何以实现？就是靠为不同的主体划分不同的界限，由此而进一步规定了主体的行为方式。

法律是种创建，因为大凡立法都是无中生有；所有是改变所有的界限产生新的界限。这样的功能法律一直都有，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位高权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孤单寂寞以至于迷茫。

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宗教与伦理的衰落，其实自然地，它们二者也起到了划界的作用，而且影响在之前是绝对在法律之上的。完全抛离了宗教与伦理的法律，有时就会沦落到赤裸裸的功利与暴力。还记得韦伯曾经说过，对于我们而言，生活只是客体；可是对于法律而言，我们才是客体，借此而达到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艺术的，宗教的目的。这个目的为了谁？少不得重新回到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当中。暂且不谈。

立法是新鲜事物；尽管今天耳熟能详，可是一百年前的前清，正是祖宗之法得不得变得论争酣战之时，在英国也许要早一点，可是直到光荣革命之前，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想法是，所有的权威都要从历史中来寻找，古来的东西才是正统的。所以立法是理性主义的胜利，是第一次人对人自己说，我们可以为自己定是非，定对错。这种意识，这种想法是人的自信，如果不是自负的话。

再来说说尼采，在我这儿，尼采是个怪物一样的人。清澈而邪恶，可是却不是本来的恶，而是纯净的美之后的恶。这种东西，在尼采那儿是一种自信，也可能是一种自卑。我们只要是在赞扬道德，就是在谴责生命。上帝没有死，而是从我们的认真的的严肃地崇敬与思考中赶了出来，很多人有罪还会去忏悔可是仅仅是求得平静与心安，在两百年前，那时候的意味要多得多，也重得多。

因为是种自信，因为是种选择与判断，也因此就要负担责任。法在之前是天然合理的，因为有上帝来做担保人，谁都不好怀疑什么。现在我们委之于逻辑学，统计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还有很多很多古往今来一直在发挥影响的其他东西，这些东西也是暂且不谈，免得陷入什么都说不明白的地步。

人类的理性有自己的缺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可是放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被证明是个严重的错误。人们也习惯了对于法律的论证与修改，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带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与衍生品。

缺陷之于法律就像不完美性之于我们，人没有至善至美，因而法律也必然如此。

界限划在什么地方，何时划，如何划，其实都是关系千万人的事情，我们不能精确论证哪一种比那个更好，好在哪里，好多少，也许在确定标准下，讨论出大概方向是可以的，可是无疑，连这个标准也是瞬息万变的。人多少有点可怜。

对于法学流派也有一点想法。实证法学派是今天的主流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道理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认为可以把握，可以辨出真理，所以也必然相信我们可以改进法律。心理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许到心理学转向的那一天，我们的实证主义法学离转向就不远了。历史法学派名噪一时，而今依然落寞，可是这并非说它不够实证，恰在于他实证得不够，抛开了社会学，抛开了未来与认知，大家不再追捧了，可以说行为控制学，逻辑学，数学，以及所有的科学都对历史法学派是种否定，相应的，对于社会法学派就是种肯定。至于哲学法学派，哲学的命运代表了它的命运；宗教与信仰的命运也代表了它的命运。

法律就是法律，为了法律而斗争，是为了信念而斗争，信念也许没了，人还在，斗争也还在，乱政乱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