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理论——管理学之反思（三）
管理学的意义在管理思想及其哲学之中，而不在管理原理和原则本身
传统管理学以管理原理为理论基础，以管理原则为具体表述。
管理原理则是一种极具普适性的、一般性、客观性、概括性、稳定性、系统性的管理理论模型。管理学即以此模型构成包含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原则之概念框架。
基于此，追崇企业管理原理化、原则性至上的传统管理学视企业管理是刻板的、理性的、无道德的；企业管理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合约的、利欲的、主仆分明的。如此，致使管理学作为修学概念甚浓的一门综合学科，发展至今依然以僵化、冰冷、缺乏灵性之特点呈现于世人面前，演绎在你我之间。
传统经济学已然登顶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祭坛，在事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复强调，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一种特殊的职业，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蒋伏利《末日之思》。与之同出一辙的现代管理学受传统经济学治学观念深刻影响，“不道德”，已然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及其管理学的普遍特点。
基于对引自西方之现代意义上的传统管理学的深刻反思，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同样认为：现代管理学的意义在管理思想及其哲学之中，而不在管理原理和原则本身。
管理思想及其哲学，在我国由来已久，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不仅表达在灿烂的古老文化方面，而且，更多的反应在以“论政”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安邦定国之政治管理之道中。
纵览我国古老的管理发展史，俨然就是一部管理思想演进史。
从2200余年先秦周吕尚之《六韬》、《三策》之“治国之要，在得民心”、“爱民如子，富国利民”、“迎纳贤良，斥退奸佞”之管理哲学思想，到1800年以前东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重视法规，不徇不枉”、“惟才是举，用其所长”、“欲攻敌，必先谋”之管理、战略思想，以及800多年前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中国一百个军事家》之“重人选”、“严训练”、“公赏罚”、“明号令”、“肃军纪”、“同甘苦”等政治、军事管理主张，无不彰显着哲学思想在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令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所遗憾的是，在这源远流长的管理演变史中根本找寻不到支撑现代管理学存在的管理原理及其原则。
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上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现代管理学还没有完全被引进的我国现代管理理论界，思想政治工作是管理研究及其运用的重中之重。其理论主张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经济工作和其它工作的生命线，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保证。
这里的“思想政治”即指诞生于上世纪70、80年代，基于对传统工业文明和传统现代管理学作出深刻反思的现代管理学之企业文化概念。
企业文化理论主张以核心价值观为其理论基础，以核心价值观的高度统一为最佳表现形式，揭示了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人的意识形态在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之逻辑规律。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及其反思的结果，也是管理学自身发展从广度到深度演进的标志。
伴随企业文化理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在传统管理学之于21世纪的世界经济如何持续发展之反思中，企业文化理论将焕发的学术光辉和深远意义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事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