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说到底，就是歌词，它是从汉乐府演变而来的。有人说李白写的《菩萨蛮》、《忆秦娥》是最早的词，就是后来的来词家杨用修也说，李白的《清平乐》是最早的词，并称之为词祖，但事实上还有比《清平乐》更早的。在朝的隋炀帝时歌坊间就《望江南》一曲传唱。其实从古文的演变就知道，晋之骈文盛行，其格式多为四六句式，已经是词的先端了。那时候六朝的贤人士客，尤其与两谢五柳为代表的山水遗风，对骈文影响极大，其语言间多是颂酒唱色，禅言静语，已经开启了词的先河。到了惰时，由于国家一统，晋代的闲散山水遗风也得到恢复，文士们常常出没歌坊酒肆。但久听的曲子生厌，他们便开始尝试着自己作词，以供歌者咏唱。尽管诗文在那时已经达到的很高的高度，但要适用于歌词，却多有不便，为了合乎曲律，于是长短句便出现了。正因为出于歌坊酒肆，有的人说词当是“宛转清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秋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可作耳。”

　　其《花间集》和《草堂集》就是典型的代表。《花间集》以其轻言小语结构精巧而胜，而《草堂集》则有贾和尚的风骨，在字上花足了工夫，但都带有浓厚的六朝风味。所以这种诗化而来的东西，并不为当时的诗人们看得起。在当时的诗人们看来，婉转清丽的表现闺情，足以让诗脱离本来的思想趣味；而近乎情书式的表达闺阁之情，又太近乎于俗气，这些都是诗人们难接受的。然而把诗化成词又减轻了诗的大气，那就不是诗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情况也有了转变，当写作曲词成了一种文学的爱好之后，到了坊间酒肆，再算自傲的诗人们也还是不免写些词来。比如李太白就弄了个《清平乐》《忆秦娥》之类的。及至宋间，大约就成为一种不得不为的事。以此来看，词的正宗玩法之人莫过于南唐李主，其下的晏氏父子，柳三变，或者秦少游李易安之类。温庭筠虽说也是为艳一派，但到底离别情绪多了些，黄庭坚的又过精巧求险，幼安的词却加入了一些思辩，说起来都是旁枝，算是词的变种。所以说，当词得以兴盛的时候，乐府诗就寿终正寝，再没有人写出《将进酒》这样的名篇了。后来元曲兴起的时候，词也随之而泯灭，这并不是乐府和词都灭亡，其实是那些传承的曲调消亡了。

　　乐府是以檄径扬厉为工整，说理说法说世事，然而词多以婉丽流畅为上品。

　　六朝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时期，中原人并没有什么机会摆弄朝权，所以五胡文化在那时的宫廷坊间才是流行的时尚。于是什么《昔昔盐》《阿堆盐》《阿那朋》之类的调子是坊间流行的曲调，也就是说，最早的词牌多源于此。很多的词牌名，听起来不像汉家的风格，就是这个原因。然而这些曲调的词仍然是诗占多数，所以是有名无调。直到隋炀帝和李太白调的开始，才真正摆脱了诗是曲词的基本格局。比如《望江南》和《忆秦娥》是以词来定的调子。 

　　温飞卿所作的《金荃集》和唐代的词集《兰畹》，都是香闺之作，内容逼仄，其能表达诗气的东西过于少了，算是一大遗憾。

　　很多的人说《清平乐》为李白所作，其实可能并不是如此。纵观李白的诗词，其用意行笔大气而深刻，就是《忆秦娥》也传承了他一贯的风格，但《清平乐》二首，却实在粗浅，而且风格完全不同。本来李白在自己的诗里就有三首类似绝句的《清平乐》，而编撰他的诗的杜甫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应该再有两首《清平乐》词出现。可能是为了给词找一个能说得话的大家所创，才胡乱的编出这么一出来。

　　具体而言，《花间集》怜伤太重，不闻其主旨，远不如南唐李氏父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关卿何事。”与“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此语不可闻邻国”，然是词林本色佳话。“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意境绝佳，可惜句子短小输了画意，多少有一些不足。就是同写一件事，比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秦少游“酒醒处，残阳乱鸦”，在用词上，秦氏还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寒鸦千万点，流水遶孤村”，这本是隋炀帝的诗，而“寒鸦数点，流水遶孤村”，却是秦少游的词。意境虽然是蹈袭，然而写入词，才更为上品。所以有的时候，假冒之作未必就比真的差。这里有另外一个例子：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天，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是改自晋代江淹的诗“落花与车盖齐飞，春风共杨柳一色。”前者是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而后者非专业者，知之很少了。这是没有争议的，铜将军铁绰板，唱苏学士大江东去，十八九岁好女子唱柳屯田杨柳岸晓风残月，为词家三昧。虽然苏学士的这首词确实雄壮，感慨千古。如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然而到了《水龙吟慢·咏杨花》，与柳词的风骨并没有多少区别。

　　不过苏东坡对词的贡献，确实不小，他让词的取材得以开阔。“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的生活中的语言，但听起来却很舒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迈大气，有诗的风格。“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清爽逸悦，看似俚语，却心念之不俗了。总的说来，他的词在于浓淡之间，完成了诗与词的转换。使宋词达到了新高度，影响了其后的张氏李剑客之流，成为词的异体了。永叔、介甫二人都是文章胜过于词，而词又胜于诗，而诗又胜于书法。而苏东坡却相反，是书法胜于词，词又胜于画，画又胜于文章 ，而文章又胜于诗。然而以诗文来说，却都比东坡相差甚远。可惜他的学生没有学到这一点，鲁直书法胜于词，词胜于诗，诗胜于文，秦少游是词胜于书法，书法胜文章，文章胜诗歌。

　　词到了辛弃疾的时候，才有了真正的转变，但其根源来自于苏轼，到了刘改等人的时候，这种以词论时政的风气达到了极致。但南宋的曾觌张孝祥却另当别论，他们在写词的时候过于铺张，看着雄伟，实则无物。而辛弃疾才是真正的评论时事，把自己的感想融入了词里，写得大气磅礴，其意不比诗差到哪里。但到了这个时候，词以宛转为主的风格基本上就没有了。

　　不过那时却出了几个女词人，一个是孙夫人，一个是朱淑真，另外一个就是李清照。以词的传承来说，她们继承了词宗，以清丽婉转为主。孙夫人的“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倒拈”细腻无比，远比男性词人对闺阁的了解。朱淑真存的词不多，但很少有人不知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样断人肠的句子，难怪她的词集叫《断肠集》。李易安与朱淑真的命运大约相当，其词的风格也相似，但论及影响及水平，易安远在贞娘之上。她善于用白描的手法, 自辟途径, 语言清丽. 论词强调协律, 崇尚典雅、情致, 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 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方下眉头，却上心头”，差不多把情写到憔悴支离的地步，难怪她能立于男性为主的词林之中。

　　宋一灭，蒙古入主中原，词的闺阁之气与豪爽的蒙古之风实不相合，特别是一些固定的曲调很难被人认同，被以曲取长的元曲所代替，于是词自然而然的消亡了。元曲继承了词的一般格式，但调子上更清快明丽，长短上更加宽泛，取代词也是应该的。不过元代仍然出了不少的作词大家，如虞、赵等人，但他们的才情仍然属于曲牌一类，只是气概上接近于词。明朝开国军师刘伯温也是写词的高手，其风格与辛弃疾类似，不过鲜有明篇传世，知道人到底不多。清代能入法眼的可能就是纳兰性德，但论及水平，可能难与易安持平，要在宋时，很难成为大家。如果要说最后一位词人，非毛泽莫属。他的词继承了辛弃疾的风格和东坡的豪迈，用字上不太讲究格律，但思想境界却远在辛之上，以如此一位伟人来结束词，也算是词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