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拜读了天益转贴的
徐文一开篇，就可读出其立论基点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韵味。借五四运动来说“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无论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之后旧文化回潮，都扯不上民族主义。至于五四前后出尽风头的苏维埃主义，那更是彻头彻尾反对民族主义的。在中国，民族主义从来没成气候，只有宗族观念挥之不去。寥若晨星的“民族英雄”或“爱国者”中，屈原忠的是楚怀王，岳飞图的是迎还二帝，史可法亦自认“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爱国就跟忠君搅作一堆，做臣子的只有忠
即使抗日战争，老蒋欲借民族主义噱头借以维持民国，也未得逞，毛主席就识破了他的伎俩，制定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所以，林彪配合国军打平型关，彭德怀独自组织百团大战，都违背了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后来都没好果子吃。只有陈毅元帅领导的新四军袭击“顽军”远胜于袭击日寇，算是“好同志”。即便日寇铁蹄践踏中华之“最危险的时候”，“同仇敌忾”仍是一句空话，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写在水瓢底下，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噱头。老徐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有点武断，且不说中国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杂志，笑蜀先生编撰了《历史的先声》，收集了中共抗战时发表的大量文章，那里面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高调颂扬，远不是五四那伙人可以比肩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高得多。结果，老蒋那一篇洋溢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之命运》抛出，立即惹来骂声一片。“救亡”何时“压倒启蒙”？徐文称“‘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循此逻辑，岂不是连“全盘西化”也可算民族主义？
实际上，五四之所以扬名立万，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亦有误区。远者不提，仅比五四早十四天，4月20日，济南民众十万三千七百余人开请愿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报，呼吁“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不但早于五四，声势更浩大得多，却无历史声息。缘由之一，在于他们都没有打砸抢，更没有放火烧房子，应了鲁迅所言：“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五四放火了，“受供养”自然顺理成章。孙中山尚嫌不过瘾，要发五百条枪给学生去为他拼命，那才够刺激。缘由之二，北大那里为中共建党做了铺垫，这点，官方至今也认定无误，大事宣传于是妇孺皆知。
五四并没有一条标语口号宣扬“德先生”或“赛先生”，只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托马斯.潘恩有名言：“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学生们抗议当时的政府侵犯了国家，说“爱国”还是有谱的。这个概念下的“爱国”本身就是“民主”的组成部分，没必要分谁先谁后。可如今的“爱国”已经长了条“主义”的尾巴，它肩负着保护政府垄断国家的使命，同五四那时相比，整个儿颠倒了，那么民主了就不可能再有爱国主义。即使捆绑上“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也从座上宾沦落为阶下囚了。权力高层信誓旦旦要抵制的，恰是“德先生”的灵魂，
至于“反帝”，绝对是一个冤案，中国人的“反帝”，乃1922年1月21日苏俄召集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缘故，由国、共两党派去参会的张秋白、张国焘领回此项任务。《张国焘回忆录》介绍：“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五四时中国无人知道有帝国主义这个词汇，反什么“帝”？
仔细想想，自打“秦王扫六合”到现在，五四那个年代的政府仍是中国最民主的权力，不去说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在思想、言论、出版、教育等方面的自由也空前绝后，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地办刊物，自主地写文章，批评政府的文字几乎每天见报，五花八门的意见确实做到了言论自由。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汪叔潜的《新旧问题》，直白地宣称近代西洋文化是“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盖出于此文。反对旧文化的思潮其实还早，至少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李鸿章答西太后：“若旧学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多少都反映了主张“新文化”的心态，只是没那么热闹而已。尤其甲午之后，大量译介西方社科著作，这才形成了新文化的广泛基础。以《新青年》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只是壮大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杜亚泉为代表的一派直白地抨击新文化派，杜、陈之争论极其热烈，加之其他观点的介入，使这个运动热闹非常。把各种观点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场面归结为其中一种意见谓之“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有失偏颇。既然大家都说顺嘴了，沿用亦无妨，何况它如此醒目。看来北洋政府似乎又聋又瞎，即便如李大钊大声疾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亦无妨，看不见政府的干涉或“导向”。
五四之后，中国形成了苏维埃主义滥觞的局面。1921年潘公展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直至1933年，《申报月刊》一周年纪念特刊命题征稿国内文化名人，讨论中国现代化前景，所得10篇短论及16篇专论中，仅有一篇主张走个人自由的道路，主张社会主义的却有14篇。今日权力隆重纪念五四确实理所应当，不过我们受到教育说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到底有几分真实呢？
还在五四那年1月，张东荪就忧心忡忡地写道：“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
现在名人李长春刚放话：“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赢得青年就能赢得未来的战略思想，牢牢把握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指引青年健康成长，从而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生机勃勃。”应该说，这是官方纪念五四的根本，还在抗战时期就借五四和鲁迅招兵买马，现在仍念念不忘。老毛种树，新官僚乘凉，何乐而不为？只是五四这类活动，也如一把双刃剑，至少它可以折射出当年的政治环境还是宽松的，全不似现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全部被严控，就连网上，“删帖”、“屏蔽”成为所有网站最常见的词语，更遑论王帅们的那般可怜兮兮的遭遇了。五四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的自由越玩越缩水，迟早会不好玩，因为那类浑不知自我权利需争取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反对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名人胡适有话：“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假如真的信奉民族主义，这话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人说的，不是“西方那一套”。（2009.5.5）
认真拜读了天益转贴的
徐文一开篇，就可读出其立论基点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韵味。借五四运动来说“民族主义”，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无论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之后旧文化回潮，都扯不上民族主义。至于五四前后出尽风头的苏维埃主义，那更是彻头彻尾反对民族主义的。在中国，民族主义从来没成气候，只有宗族观念挥之不去。寥若晨星的“民族英雄”或“爱国者”中，屈原忠的是楚怀王，岳飞图的是迎还二帝，史可法亦自认“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爱国就跟忠君搅作一堆，做臣子的只有忠
即使抗日战争，老蒋欲借民族主义噱头借以维持民国，也未得逞，毛主席就识破了他的伎俩，制定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所以，林彪配合国军打平型关，彭德怀独自组织百团大战，都违背了老人家的战略部署，后来都没好果子吃。只有陈毅元帅领导的新四军袭击“顽军”远胜于袭击日寇，算是“好同志”。即便日寇铁蹄践踏中华之“最危险的时候”，“同仇敌忾”仍是一句空话，可见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写在水瓢底下，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噱头。老徐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主和启蒙的诉求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民族主义被张扬到极限，志士仁人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不能不容忍不民主的、甚至专制的现实，这就是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有点武断，且不说中国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杂志，笑蜀先生编撰了《历史的先声》，收集了中共抗战时发表的大量文章，那里面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的高调颂扬，远不是五四那伙人可以比肩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高得多。结果，老蒋那一篇洋溢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之命运》抛出，立即惹来骂声一片。“救亡”何时“压倒启蒙”？徐文称“‘五四’的民族主义与此刚好相反，用启蒙和学习西方反对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更令人摸不着头脑，循此逻辑，岂不是连“全盘西化”也可算民族主义？
实际上，五四之所以扬名立万，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反对军阀政府把山东权益出卖给日本的秘密条约”亦有误区。远者不提，仅比五四早十四天，4月20日，济南民众十万三千七百余人开请愿大会，大会通过了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电报，呼吁“把中国从卖国贼卖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不但早于五四，声势更浩大得多，却无历史声息。缘由之一，在于他们都没有打砸抢，更没有放火烧房子，应了鲁迅所言：“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五四放火了，“受供养”自然顺理成章。孙中山尚嫌不过瘾，要发五百条枪给学生去为他拼命，那才够刺激。缘由之二，北大那里为中共建党做了铺垫，这点，官方至今也认定无误，大事宣传于是妇孺皆知。
五四并没有一条标语口号宣扬“德先生”或“赛先生”，只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托马斯.潘恩有名言：“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学生们抗议当时的政府侵犯了国家，说“爱国”还是有谱的。这个概念下的“爱国”本身就是“民主”的组成部分，没必要分谁先谁后。可如今的“爱国”已经长了条“主义”的尾巴，它肩负着保护政府垄断国家的使命，同五四那时相比，整个儿颠倒了，那么民主了就不可能再有爱国主义。即使捆绑上“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也从座上宾沦落为阶下囚了。权力高层信誓旦旦要抵制的，恰是“德先生”的灵魂，
至于“反帝”，绝对是一个冤案，中国人的“反帝”，乃1922年1月21日苏俄召集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之缘故，由国、共两党派去参会的张秋白、张国焘领回此项任务。《张国焘回忆录》介绍：“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五四时中国无人知道有帝国主义这个词汇，反什么“帝”？
仔细想想，自打“秦王扫六合”到现在，五四那个年代的政府仍是中国最民主的权力，不去说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在思想、言论、出版、教育等方面的自由也空前绝后，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自由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自主地办刊物，自主地写文章，批评政府的文字几乎每天见报，五花八门的意见确实做到了言论自由。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汪叔潜的《新旧问题》，直白地宣称近代西洋文化是“新”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旧”文化，主张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所谓“新文化运动”盖出于此文。反对旧文化的思潮其实还早，至少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李鸿章答西太后：“若旧学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多少都反映了主张“新文化”的心态，只是没那么热闹而已。尤其甲午之后，大量译介西方社科著作，这才形成了新文化的广泛基础。以《新青年》为标识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只是壮大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杜亚泉为代表的一派直白地抨击新文化派，杜、陈之争论极其热烈，加之其他观点的介入，使这个运动热闹非常。把各种观点畅所欲言的言论自由场面归结为其中一种意见谓之“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有失偏颇。既然大家都说顺嘴了，沿用亦无妨，何况它如此醒目。看来北洋政府似乎又聋又瞎，即便如李大钊大声疾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亦无妨，看不见政府的干涉或“导向”。
五四之后，中国形成了苏维埃主义滥觞的局面。1921年潘公展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布尔什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底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直至1933年，《申报月刊》一周年纪念特刊命题征稿国内文化名人，讨论中国现代化前景，所得10篇短论及16篇专论中，仅有一篇主张走个人自由的道路，主张社会主义的却有14篇。今日权力隆重纪念五四确实理所应当，不过我们受到教育说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到底有几分真实呢？
还在五四那年1月，张东荪就忧心忡忡地写道：“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至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行于全球也。”
现在名人李长春刚放话：“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赢得青年就能赢得未来的战略思想，牢牢把握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指引青年健康成长，从而使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生机勃勃。”应该说，这是官方纪念五四的根本，还在抗战时期就借五四和鲁迅招兵买马，现在仍念念不忘。老毛种树，新官僚乘凉，何乐而不为？只是五四这类活动，也如一把双刃剑，至少它可以折射出当年的政治环境还是宽松的，全不似现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全部被严控，就连网上，“删帖”、“屏蔽”成为所有网站最常见的词语，更遑论王帅们的那般可怜兮兮的遭遇了。五四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的自由越玩越缩水，迟早会不好玩，因为那类浑不知自我权利需争取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反对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名人胡适有话：“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假如真的信奉民族主义，这话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人说的，不是“西方那一套”。（200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