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镇江有一位享誉中外的银行家,他从不足10万元的“小小银行”起步,经过短短十几年,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私人银行,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的摩根”、“中国第一银行家”，金融史家把他创办的上海银行称为“可与同样从小小银行发展起来的英国汇丰银行媲美”。他，就是一生对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现代银行家——陈光甫。

陈光甫(1881——1976)，原名辉祖，后改为辉德，光甫是他的字。他出生在城东荷花塘三羊巷陈家老宅，1892年在读了几年私塾之后，随父亲到汉口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在办理货物进出口报关时，不仅要与洋人打交道，而且要用英文填写单据，这就促使他刻苦学习英语。几年后，他考进了汉口邮局。1904年，由于通晓英语而被选为湖北省代表团的翻译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会后以官费在美国留学，获得世界著名学府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士学位，1910年回国后开始了他一生的奋斗。

创办江苏银行。陈光甫回国不久担任了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英文秘书、财政厅副厅长，在辛亥革命中，程德全由于响应革命而就任江苏总督，因而采纳陈光甫的建议在裕苏官钱局基础上创办了现代意义上的江苏银行。在这里，他把现代银行理论付诸实践，革故鼎新，为中国银行业带来崭新风气；他以停止解付“庚子赔款”为手段，打破外资银行集体垄断，成为第一家参与外国银行票据交换的华商银行。1913年他以江苏银行的资金支持上海革命党人起兵反袁，掀起上海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为此下达了对他的“格杀令”，后来幸赖担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好友张一廉周旋才不了了之，保住了性命。被迫辞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回到了镇江。

创办上海银行。主政江苏银行的经历，使陈光甫认识到官办银行毫无独立性可言，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必须创办自己的的银行，为此他谢绝中国银行的加盟邀请，在1915年联合一批银行家、实业家成立了上海银行。历尽艰辛成立的上海银行是一家实足的“小小银行”，银行资本号称10万元，实际只有8.5万元，既无政治背景，又无财团支撑，不仅没有与外资银行往来的资格，连已经穷途末路的钱庄主也轻视排斥它。为开创局面，陈光甫亲自出马拉存款、跑业务、搞放款，经过艰难努力，取得了当年资本翻一番、存款额达到57万元的喜人业绩。此时,为表达对陈光甫的支持，远在日本避难的孙中山派孔祥熙送来了一万元入股，也成为了上海银行的股东。

刚刚站稳脚跟的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为宗旨，把发展大众储蓄作为突破口，石破天惊的推出了“1元开户”和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育儿储蓄、养老储蓄、储金礼券等多种储蓄形式，并不避繁杂，为市民代收代付水电费、代发工资，开展多种形式的汇总业务，贴近社会底层办银行，这一系列中国金融史上的创新举措，得到了市民广泛支持，使得上海银行成为上海民间闲散资金的蓄水池，到1926年，上海银行的储蓄总额达到了3244万元，位居全国百家银行的第五位，引发了中国金融界的一次储蓄革命。初具实力以后，上海银行在美国纽约设立通讯处，专营国际汇兑业务，代理进出口生意，外汇业务拓展到了英、法、德、日、荷、比等国；创办保险公司、贸易公司，并在内部设立经济研究室、调查部、培训部，建立制度，培养选拔人才，采取全员入股和实行储金制度、带薪休假制度、家属医药费报销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企业成为员工终身效力、终身依靠的地方。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到抗战前夕，上海银行在国内外有分支机构119家，业务遍及海内外，无论是实力、规模，还是人才、制度，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银行，陈光甫本人因此长时间荣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成为名符其实的金融界领袖。

创办中国旅行社。这是陈光甫一生值得自豪的事情。在创办的前八年，中国旅行社年年亏损，股东大多要求停办，他力排众议，坚持下去。他认为旅行社是一台无法估量的宣传机器，是上海银行的先锋队，它的社会效益数倍于上海银行，是不能用数字来计算的。经过二十多年发展，中国旅行社的分支机构达到一百多处，并在东南亚、美国、印度、菲律宾、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扩大到出版、托运、代售车船票和国际联运，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被超越的一家旅行社。

抗战时期的“经济特使”。抗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不肯给予中国资助，在外交、财政途径全部封死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请陈光甫赴美磋商商业借款。他通过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同学、商业关系，经过艰难努力,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可以循环使用的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这在当时是巨额借款，解决了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为兑现还款承诺,陈光甫历尽艰辛，深入西南地区组织桐油、滇锡货源，通过缅甸运往美国还债。这两笔政府借款的如期归还，使他在美国和国内的声誉达到顶点。

“接近政治如玩火”。在陈光甫的一生中，他常常扮演政治角色，但他坚持入仕不入阁。30年代，蒋介石安排他当财政部副部长，他婉言谢绝。1947年，蒋介石想依靠他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安排他担任财政部长，他利用司法、行政不能交叉任职的法律规定，特地回到家乡，在著名人士冷御秋、陆小波等人的帮助下，成功当选镇江选区立法委员，巧妙躲了过去。1948年李宗仁亲自上门邀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他当面予以谢绝。他倾向革命，希望国家统一富强，为此他在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学生时代，在美国捐助革命志士孙中山，并为此与孙中山结下深厚情谊；为支持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丢掉了江苏银行总经理的职务，还差点送了性命；当国民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再一次倾力支持。他把上海银行作为自己一生事业的基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的态度处世，超然于政治之外，以保持上海银行生存发展为最高目标,保持人生和事业的独立。抗战胜利后，他满怀信心的制定了“战后经营计划”，并设立中美信托投资公司，想为国家战后重建出力，但蒋家王朝的所作所为，使他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加大境外投资合作，逃过了蒋家王朝以“汇改”名义进行的无耻掠夺，保住了创业30年来的心血，使得上海银行的血脉能够如今在大陆、台湾、香港同时延续，超越时代的经营理念在三地同时传承光大。

经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争取和安排，1950年底,已经完成上海银行公私合营改造并继续担任董事长的陈光甫，安排留守在大陆的上海银行总经理资耀华在北京购买住房，准备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但迅猛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打乱了这个进程，他与国内联系中断后，继续滞留香港，1965年定居台湾，1976年以97岁高龄在台湾逝世，安葬在阳明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