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广告文，给我自己的书《文景之治》做的，起因是前不久有家杂志要我写点历史方面的书评，他们很宽容，说就是宣传自己的书也可以，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当然多有溢美之词，免不了的。当年王国维还冒充别人给自己的书大拍马屁呢，我没有王氏之才智，也没有王氏之委曲，于是只好赤膊上阵了。不爱看广告的可以立刻关闭网页。）

曾经，中国这块大地上也相当富有创造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萌生了儒、道、墨、法、阴阳等数不清的学术流派，孕育了数不清的富有哲学思辨和探寻世界之热情的头脑，可惜这一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戛然终止了，正像一座走得欢快的历史之钟，突然永远定格在公元前221年，从此，接下来的两千多年，这座钟的钟摆只是貌似还在晃荡，实际上却只在做无用功。中国，整个被时间的长河抛弃了。

这样说大概有些残忍，却无限接近于事实。两千年的政治，无非秦政，在这漫长的春秋更替当中，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思想家，后世无数有着天资的文人学者，也不过在先秦的典籍中讨生活，把孔子等人的头脑当成自己的头脑。当然，秦始皇如果地下有知，他不会为此忏悔。因为，和放松束缚、激发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比起来，声色犬马、予取予求的权力显然有其更大的诱惑力。

秦始皇的束缚当然并不算绝对成功，大量文法吏被按照一定的刻板模式培养出来，兢兢业业地执行秦帝国中枢发下来的每一条命令，甘心情愿地做好每一个螺丝钉。然而秦帝国仍在短暂的十几年后就彻底土崩瓦解了。问题到底出在哪？这套在战时无往不利的体制，为什么经不起和平年代的考验？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多年后，陆贾对刘邦的这句质问，其实道破了一切秘密。

军事化管理只适用于战场，绝不能施用于和平时期。在陆贾等儒生的启发下，刘邦建立的汉帝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造秦政的过程。

首先是复古，重新分封诸侯。他把自己的刘姓子侄大量分封到关东，意图纠正秦朝全面采用郡县制从而轻易灭亡的弊端。同时，他征用儒生为自己制定礼仪，为自己的统治进行一番漂亮的文饰。并且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全力以赴精心构建着这一切，希望苦心打下的王朝能够万世久存，但对之究竟有多大的信心，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死前不久，他曾经作有一首《大风歌》，其中“安得猛士守四方”的句子，可以让后人窥见他心中的悲凉和彷徨。一个泥腿子布衣出身的流氓，突然挣下一份这么巨大的产业，那种紧张怕被人夺去的心理是可以想象的。

在他死后，汉王朝果然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和风波，他的原配老婆控制了帝国的一切，一朝驾崩后，转眼之间整个宗族又都被一切所控制，全部斩下了脑袋。他身后的那些跟随他身经百战的功臣对皇位也许同样虎视眈眈，然而却不能不忌惮分封在关东的各个强大的刘姓诸侯国。分封诸侯的复古措施起效了，最后无可奈何的功臣们杀死了他嫡系的孙辈，摒弃了他的长子齐王刘肥，选了一个貌似最为仁弱最容易控制的庶子代王刘恒当皇帝，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文帝。

然而功臣们失算了，他们本以为这位小国的国王刘恒会对他们的拥立感恩戴德，将权力拱手相让，不料他却是个外表仁弱内心极为刚强隐忍的人，他主持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盛世——文景之治的序幕，这是刘邦的幸运，也是当时天下百姓的幸运，他使汉王朝的寿命有了相当的保障，但站在现代的视角来看，这又未必是民族的幸运。因为，这个人凭借他天生的仁厚和对法家坚韧的信仰，把整个国家操纵得服服帖帖，如烹小鲜。他让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生活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快乐之中，并附加给他们以礼乐的心灵安慰，但这一切都是以文法吏的严峻作为后盾的。大汉帝国和秦朝一样，仍旧是一个思想禁锢的王朝，只是那些生下来就无知无识，以吃喝为鹄的的普通百姓并不在乎这一点，充满理想，渴望自由但弱小的文人和士大夫则无法在乎这一点。刘恒用类似温水煮青蛙的办法，将民族的创造力永远封存起来，他开创的盛世由此成为两千年来一系列走马灯似的专制王朝的榜样。

有吃有喝，你还想要什么？

刘邦留下的那些桀骜不驯的功臣们，眼睁睁地看着刘恒不动声色地将他们从王朝的权力中心剥离了出去，却无可奈何。新兴的文法吏登上了帝国的舞台，靠着礼乐的抚慰和经济增长的极大诱惑，使王朝进一步走向稳定。但历史还遗留了一个大问题，期待刘恒去解决，那就是关东各国的刘姓诸侯随着帝国的全面繁荣，也同时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甜头，一步步走向富强，尤其是最为富裕的吴王刘濞，把目光投向了长安未央宫中那个皇帝的御座，他也想坐在上面过一把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刘恒日思夜想的，然而他已经力不从心，四十八岁的刘恒很快病死在未央宫中，这个问题最终转移到他的继承人，汉景帝刘启手中。现在就看那个生活在盛世，从而和父亲齐名的皇帝能否担当这一重任了。

曾经帮助过巩固刘姓帝国的诸侯国，现在不得不除掉，大汉帝国面临着和当年秦王朝一样的困境。在这个危急时刻，重新巩固中央帝国的权威就是重中之重，几番犹豫之下，汉景帝刘启派出了他的大将周亚夫。

周亚夫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歼灭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这当然和周亚夫不世出的将才有关，但最大的功劳其实还要归付于刘启的弟弟——梁孝王刘武。正是他的军队一直顽强抗击着精锐的吴国军队，让吴人进退不得，一筹莫展，才给了周亚夫以逸待劳，一举击灭的机会。历史在这里表现地如此俶诡，想彻底消除诸侯王威胁的刘启，却是靠同为诸侯王弟弟的帮助才得以安然无恙。那么，到底怎样才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好的政权方式？为什么强大的一方总想消灭弱小的一方，以便当上最至高无上的老大？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不能和睦相处，互相进行物质文化和创造力的竞争，而必须兵戈相残？这些问题，我想不清楚，我想，这世上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会对之束手无策。

以大一统为模式的西汉，在它下辖的诸侯国中，仍吸引了有着先秦气质的浪漫文人和学士前去投奔，还产生了《淮南子》这样有着瑰伟想像力的伟大作品，然后它已经是帝国残留的最后一抹光彩了。

通过削藩彻底削弱了诸侯国的大汉王朝，终于彻底进入了儒表法里为框架的大一统轨道之中，不断积累的财富构建了文景之治，为他们后来的继承人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文景之治，多么好听的名字，但那并不是美妙的桃源世界，它只是一个王朝兴盛的表象，也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衰落的开始。就像夏至之后，秋天不会太远一样。有高潮必定有衰落，高潮越高，低潮越低，这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周期律。

《文景之治》这本书为我们剖析了大汉帝国进入盛世的详细过程和它身后孕育的忧患，以及对后世中国王朝的影响，文本诙谐，议论深邃，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