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指出，中关村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创新资源优势，加快改革与发展，努力培养和聚集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着力研发和转化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做强做大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全面提高中关村科技园区自主创新和辐射带动能力，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发展和创新，在本世纪前20年再上一个新台阶，使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么，中关村如何完成这一使命？通过中关村与硅谷发展状况、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或许能够找到一部分答案。

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崛起

　　《硅谷指数2007》提出：虽然全球竞争的场地是“平的”，各地区依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等方式形成相对优势——在“平坦”的世界上创造出“尖峰”。也就是说，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并存的两大趋势。

　　（一）从“全球科技中心”到“全球创新网络”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7-2008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经济体发展程度会经历三个阶段：生产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而创新驱动是高级阶段，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指出，创新的内涵远大于技术发明，它包括了开发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方法、发现新的市场、发现新的原料、创建新的产业组织等多个方面。20世纪末，新经济的实践又将创新范围扩展到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交往模式等方面。回顾历史，人类社会经历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19世纪的电气革命、20世纪的新技术革命等三次科技革命，先后出现了英国、德国、美国三个世界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这些科技中心在一定时间内引领全球。在这一历程当中，既有领先国家对其他区域的辐射带动，也有后起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多极化，单极的“全球科技中心”已经无法满足全球经济发展需求，取而代之的是由多中心、多节点组成的“全球创新网络”。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加深，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快速分解，而相同或相关的环节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形成集聚，形成各种“模块化产业”以及产业特色或功能特色明显集聚区。目前，世界各地已经形成了大量这类集聚区，覆盖了农业、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各类领域。可以看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伴生的是经济区域化和个性化。同时，这类集聚区往往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它们的兴起使得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根基发生了动摇，以创新要素集聚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理论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众多的集聚区之间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发生多样化的有机联系，这就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集聚区可以被看作全球创新网络当中一个个“节点”。而其中有一些节点集聚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大量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十分突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处于关键位置，这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节点就可以被称为科技创新中心——它们就是“平坦”世界中的“尖峰”。

　　这些“尖峰”创新活力蕴藏在区域创新网络当中。区域创新网络是市场发育的创新要素生态系统，市场化程度越高，区域创新网络就越发达、复杂和多样化，区域创新能力就越强。这些区域创新网络包括了各类参与主体，如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及政府。政府在营造创新环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创新最大的成本并不是来自于土地、资源等有形实体，而是各类创新资源不断碰撞、直至产生创新所需要的机会成本。在区域创新网络中，当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信息产生后，会在网络内部迅速流动开来，并且在网络中快速传递、频繁反馈，在反复的碰撞和振荡中，孕育着创新。

　　（二）全球创新中心的代表——硅谷及其发展模式

　　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各个“节点”、“中心”的发展模式可能存在差异，这使其创新能力的强弱有所不同。在全球创新网络当中，有一个“中心”的发展模式受到世界瞩目，就是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面积约3880平方公里，目前人口约250万，经济规模约3000亿美元，占到美国经济总量的2%－3%。1939年，帕卡德和休利特在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的资助下共同创立惠普公司，从此揭开了硅谷发展的序幕。1955年，晶体管发明人威廉·肖克利在硅谷创办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1956年８位年轻的科学家加盟肖克利半导体实验，造就了美国硅谷前所未有的高端人才大集合。后来这８位科学家离开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转入仙童公司，从此仙童公司成为了硅谷半导体产业人才集聚的“磁极”和孵化器。当初８位科学家中的诺依斯和摩尔，联合原本也在仙童公司任职的葛罗夫创办了英特尔公司；桑德斯是仙童半导体公司销售部主任，1969年他带着7位仙童员工创办AMD公司。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是硅谷的大发展时期，1971年微处理器的发明使生产微机成为可能，使硅谷进入微电子和个人计算机时代。２０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是硅谷由低潮重新走向高潮的时期，２０世纪90年代初软件业的崛起使硅谷度过了短暂的危机，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高度专业化。２０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硅谷大规模进入网络时代，而网络又带来了软件业的昌盛，形成了软件和网络互动大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硅谷的创新服务业迅速崛起，并于2005年成为硅谷第二大产业门类。2006年，清洁技术产业在硅谷获得5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吸纳风险投资的增速位居各产业之首。

　　硅谷能够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适应了创新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一，源源不断的创业和宽容失败的文化使得硅谷一直保持创新活力。硅谷不同于单纯以大型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产业集聚，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无数创业成长的中小企业。硅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公司产生和关闭：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大约有3000家电子制造业公司，其中85%的公司员工少于50人；2002年硅谷新增企业12600家，每家新公司平均有7名员工；目前，硅谷的企业总数已经发展到2万家以上。在大量中小企业诞生和淘汰的同时，众多高成长性企业格外引人瞩目，它们被称为“瞪羚企业”。1996年硅谷公众持股的“瞪羚企业”数在35家以上。在无数次创业发展当中，硅谷形成了自身的创新文化——鼓励冒险，宽容失败。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硅谷才诞生了许多企业家、发明家和创业者。

　　第二，集聚各方创新资源和发达的区域创新网络为硅谷注入创新活力。硅谷以其独特的魅力不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硅谷大约有13%的计算机和通讯硬件企业是外国企业，有超过一半的科学和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出生于国外，接受了世界风险资金总量的14%。在丰富创新资源的基础上，硅谷形成了强大的区域创新网络，而产学研结合又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之一。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区正式创立，成为硅谷最知名的孵化器。1995年的一份报告提出，当年硅谷850亿美元产值中有62%是与斯坦福大学有各种联系的公司创造的。硅谷的创业者充分利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裂变效应，将新理论、新技术、技术人才、风险资本、商业模式导入产业领域。大学与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其基础研究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坚实后盾，不断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产学研三方紧密合作还将实践经验反馈到基础研究之中，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体系。

　　第三，科学合理、适宜创新的体制机制为硅谷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保证。硅谷已经形成了高度开放的商业环境和良好的创新发展机制。例如，硅谷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机制。很多风险投资人、创业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都是工程师出身，对技术的创造性、知识的前瞻性和产品的市场潜力有很好的判断力，并逐步形成了相对严格有效的风险投资筛选机制。硅谷还形成了有限合伙、可转换优先股等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制度安排以及有利于风险投资退出的机制。硅谷的风险投资和商务服务已经从辅助性服务发展成为面向全球的一个独立的产业。

　　进入21世纪，全球知识经济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多中心的全球创新网络也在发生变化，一批新兴的创新集聚区逐步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中关村正在崛起

　　硅谷银行总裁肯尼思·威尔科思提出，他们在全球选择投资目标的依据就是发现新兴的创新中心，并作为投资的战略目标。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米勒教授认为，和其他地区相比，中关村最像硅谷。中关村能够保持20年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国家信息化进程三个战略机遇。未来20年，中国的创新发展对中关村提出了新要求。

　　（一）持续发展的中国将孕育新的科技创新中心

　　3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992年10倍，超过2.4万亿元，仅次于美、日、德位居世界第四。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全球新兴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中国制造”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巨大影响力。

　　尽管目前各方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测并不完全一致，但多数都持乐观态度。例如，世界经济论坛、韩国中央银行、高盛公司认为，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的中国》、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崛起的亚洲》、经合组织经济学家发布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等报告甚至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20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6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可以看出多数预测结果都在指向一个结论：到202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经济中心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受到国际各方的关注。2006年《红鲱鱼》杂志提出，中国将不仅是低成本生产中心，还将成为低成本创新中心；《商业周刊》杂志提出，中国必将成为创新中心，原因是“若一国制造业发达，创新将随之而来，而制造业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2007年美国《财富》杂志提出，尽管美国在科技领域领先，但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正迎头赶上，下一个巨大的科技创新温床将是中国，中国还将最终拥有科技领域世界最大的本土市场。2008年IBM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地区已经成为该公司的全球创新枢纽。民意调查机构Zogby International的一项调查甚至显示，有１／４的美国人认为１０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创新大国。

　　中国经济有能力再持续快速增长２０－３０年，但中国也必须面对两大挑战。第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实践证明，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能引进，必须是内生。第二，资源能源消耗过高，资源能源的瓶颈约束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甚至会进一步加剧。正如《全球竞争力报告》所说，中国正处于从效率驱动到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提升创新能力是中国应对这两大挑战的根本手段。同时中国３０年发展积累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完成这一转变提供了较好基础。如果说创新是未来２０－３０年推动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前进的第一动力，那么中国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创新引擎——位于世界价值链高端，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创新创业活跃的新兴全球创新中心。

　　（二）中国中关村——中国科技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

　　中关村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电子一条街”，1988年成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9年正式命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现规划面积232平方公里，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技园区。2007年园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规模8595亿元，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清洁技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为两翼的产业结构，高技术服务业在园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50％，企业总数近2万家，每年新创办企业数量2000－3000家，联想、方正、同方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领军企业都诞生于中关村。

　　中关村位于首都北京，自20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科技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集中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50多所，拥有在校大学生40余万人；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院所200多家。目前，中关村拥有跨国公司设立的研发机构达70家；海归创业企业累计达4000家，从业的归国留学人员近10000人；每年吸收的风险投资额占到中国的一半；在中关村106家上市公司当中，在海外上市的占到一半。

　　以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三支创新力量为基础，中关村已形成了比较发达的创新网络，其中产学研合作尤为突出。例如，联想脱颖于中国科学院、方正脱颖于北京大学、同方脱颖于清华大学，创办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陈春先曾就职于中科院物理所。经过２０年的积累，中关村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文化：“科学民主、与时俱进”、“科技创造财富”、“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勇于创新、不惧风险、志在领先”、“自主创新、民族品牌、产业报国”。

　　（三）中关村的创新发展模式与硅谷最为接近

　　在对全球新兴创新集聚区的分析当中，中关村比较引人注目。这不仅是由于中关村经济规模已超越我国台湾新竹、成为仅次于硅谷的世界第二大高技术集聚区，更为重要的是中关村与硅谷有着诸多相近特征。

　　第一，硅谷以企业创业成长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强大创新活力蕴藏在其成千上万的创业企业当中。硅谷企业数量超过2万家，每年新增企业数量约4000家，中关村企业数量近2万家，每年新增企业数量2000－3000家，并且以本土创业企业为主。比较而言，法国索非亚园区企业数量约1300家，新竹园区企业数量约400家，印度班加罗尔园区企业数量约2000家，其每年新增企业数量都不足100家，并且其在起步时外来投资的作用比较明显。

　　第二，新竹、班加罗尔、爱尔兰都柏林地区等是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和环节获得跨越式发展；而硅谷、中关村、英国M4高速公路地区等具有比较类似的内生增长特色，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后，硅谷先后出现了互联网、创意和创新服务业、清洁技术产业三个新兴增长点，中关村与硅谷基本保持了一致。

　　第三，硅谷、英国剑桥、索非亚等园区大学、科研院所在衍生和孵化企业、创造新技术、提供风险投资、培养人才、吸引国际资源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关村也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模式，而且中关村的大学、科研院所密集程度更加突出。比较而言，新竹、班加罗尔等园区大学、科研院所的作用相对弱一些。

　　第四，硅谷和中关村成功实现了产业发展、科技研发、社会进步三者耦合发展。索非亚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但其产业规模要远小于中关村。比较而言，新竹和班加罗尔比较偏向于产业，但在科研和社会方面的功能不突出；韩国大德和日本筑波更接近于“科学城”发展道路，科研实力强大，但产业发展相对偏弱。

　　应当说，索非亚、新竹、班加罗尔等著名科技园在特定某一方面都可能领先于中关村，但综合来看，中关村与硅谷的发展模式最为接近，特别是中关村与硅谷具有相同的创新精神实质和创新活力。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中关村进行再认识。

　　（四）中关村最有希望成为全球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

　　自2006年开始，“创新型城市”这个词汇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文件当中。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初步建成创新型城市，其他很多城市将也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定在2015－2020年。2006年10月，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西安、武汉东湖、成都共６家高新区共同签署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动方案》，目标是到2010年在中国建成2－3个具有较强创新活力的世界一流高新区。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世界一流园区”，它们的本质都是创新活跃的集聚区，其中就有可能形成中国所需要的“创新引擎”。根据国际经验和创新经济规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需要同时具有几个方面的基础：比较丰富的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比较明显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和旺盛的创新活力，较为发达的创新网络等。在对中国重点区域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中关村最有希望成为全球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

　　独特创新文化和创业精神赋予了中关村源源不断的活力。目前中关村企业数量近2万家，每年新创企业数量约3000家，在中国各级高新区中位居首位，其中符合“瞪羚企业”标准的快速成长企业超过2000家，连续４年新增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100家以上。中关村年技术交易额约占中国的１／５，每年技术输出合同中，约40％流向全国，20％流向海外。目前，由个人和企业等民间力量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渠道已经成为中关村区域创新网络的主干部分，例如由中关村第一代、第二代成功企业家组织的天使投资联盟，30多个由企业自发设立协会组织，20多个由企业牵头、吸收大学院所和国内外企业参加的产业技术联盟等。中关村的创新力量蕴藏在其创新网络当中，因此很难说哪家企业是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

　　应当说，在具备相同的精神实质后，中关村与硅谷在发展程度上还存在差距，中关村还需要在多方面做出持续努力。例如：中关村创新创业的氛围已初步形成，但支持企业做强做大的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中关村已经出现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企业和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但园区整体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实力还不强；区域创新网络已经形成，但各主体间的创新合作效率还不高。但这些问题是中关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完善之处，将随着中关村的进一步发展将得到解决。

　　（五）中关村建设全球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愿景

　　2020年，以世界经济“一极”身份出现的中国将会拥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多个“中心”。例如，上海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天津滨海新区也确定了国际物流中心的定位。科教、文化、高新技术产业、商务是全球国际化大都市竞相发展的四大高级功能，而北京是这四大高级功能耦合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中关村的创新活力将为北京注入新的内涵——国家首都，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也是中国创新中心和全球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

　　可以设想一下中国未来发展愿景：2020年的中关村将是全球创新创业精神的栖息地，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导者之一，全球优质创新资源的汇集地和辐射地。在源源不断的企业诞生和优胜劣汰中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和生命力；在繁荣的创新文化中出现一系列具有改变世界能力的新型商业理念、新型商业模式和新型管理模式；在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出现一批深刻影响国际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创新成果；诞生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植根中国本土、具有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竞争格局能力的高技术大公司；对于全球优质创新资源“磁极”效应完全形成；拥有全球最为发达、面向国际的区域创新网络，不同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之间有着频繁的碰撞。

　　在可预见的未来，和平与发展仍将是世界两大主题，而创新驱动是发展的主流。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增长极，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集聚区的崛起为中国发展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关村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和硅谷遥相呼应的新兴的科技创新中心，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企业、大学及科研院所、政府的共同努力。

——本文已发表至4月13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