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鹏

       千百年来，世人常以“江郎才尽”一词不比喻一个人才思衰退。

        江郎何许人也？江郎何以才尽？江郎即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江淹，字文通，今河南兰考人，生于公元444年，古代著名文学家。他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早年力学不辍，诗文兼长，其《恨赋》一文曾以“所诣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来”的特点，广为流传，并在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上名重一时。青年时期，虽仕途蹇仄，屡遭贬谪，仍壮志未减，诗文创作成果颇丰。到了中年以后，官至齐明帝秘书监、卫尉卿和梁武帝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伯等显职，再无为人称颂的力作。对此，《梁书》本传中这样评说：“晚节才思微退，时人谓之才尽”。

         从那个时代开始，“江郎”为何“才尽”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和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古人认为，江淹“才尽”与其梦失“锦绢”、“五色笔”有关。唐人李延寿在其撰写的《南史·江淹传》（《南史》列传第四十九，1447页）中写道：“（江淹）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这段话中提到的张景阳（即张协，字景阳）、郭璞二人都是魏晋时期的诗文大家和名家，江淹少时习学他们的诗文，自然也就承继了他们的文章风格和诗歌风骨。李延寿说江淹“才思衰退”由张、郭二人勒还“锦绢”和“五色笔”而致，荒诞不经，纯属杜撰。此后，历代的文人骚客常常将这一“典故”引入诗文之中。诸如唐代李商隐“征南幕下带长刀，梦笔深藏五色毫”，黄滔“内人不识江淹笔，竟问当时不早求”，方干“睡时分得江淹梦，五色毫端弄逸才”，明代张泌“江淹彩笔空留恨，庄叟玄谈未及情”以及金人元好问“梦失名家笔，书存遗子金”等等，都同处李延寿一辙。今人对此，大多认为“江郎才尽”主要是因他官居显位以后，忙于官场“公务”和应酬，怠惰于学习，疏冷于创作。

        其实，原因并非完全如此，有关江淹的史料证明，即便他官居显位，也不忘颂读诗文，且常有作品出炉，只是诗文价值不高或者完全丧失了以往的“风格”、“风骨”而已。结合江淹的生平和其文化观念、文学思想的变化来考察，引起他“才思衰退”有其深层缘由。

        齐代绮靡、颓废的文风，是导致江淹“才尽”的社会原因。我国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战乱纷起，生民深处焚溺的时代，也是在中国历史上诛杀文人最多的时代，因而不少的志士文人为了保身，甚至保命，缄口不谈政事，他们的文化性格由当初“忧国忧民”、“慷慨悲壮”的高尚转而为“消极遁世”、“隐逸游乐”的颓废，于是，这个时期的文坛长时间被“玄理”、“游仙”和“佛禅”所占据，所充斥。没有文化性格的社会，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有性格的社会文化，一个缺乏正气的时代，不可能孕育伟大的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个缺乏高尚精神的文人更不可能具备敏感而又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民生疾苦相关联的“才思”，其作品即便在文学形式上臻于完美，终究会因其内容的消极、颓废让后人弃之如敝屣！细察江淹的出处行藏，他为了躲避现实，保全自身，恐惧和惊悚于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他不敢正面抨击，作品中表现的只有个人“牢骚”，他彻底地向那个时代妥协了、屈服了，所以也就难逃“才尽”的结局。

        颓废和享乐的人生价值观念，使江淹“雄浑沉郁”、“苍凉悲壮”的文风丧失殆尽，更是其“才思衰退”的根本原因。才思是一个人的才气和文思，直接关系到“人品”与“文品”这两个命题。良好的文品，既体现作家渊博的知识、超拔的气度，又能从中领悟其对人类共同关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情感问题作出积极的、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只有这样“才思”才能被人类认可、认同和接受，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让读者百读不厌，常读常新，以至于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事实上，人品与文品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尽管如此，人品好坏仍然决定文品优劣，文品也不失为了解作家思想品德的一种重要窗口。因此，作为文化人，其作品品位的高低除了艺术技巧等文学形式之外，更取决于其思想品格的高尚与卑劣，情感趣味的雅正与庸俗。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言志”和“缘情”作为为文的要领。先秦孔子倡导“诗以言志，文以载道”，魏晋陆机认为“诗缘情以绮靡”，南北朝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更说：“文章者，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在现代，文学概念上的“志”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理性部分，“情”更趋向于一种感性体验。“志”与“情”，有机结合成一个人的文学思想，并与其学养技巧共同建构赋诗为文的“才思”。江淹早期，目睹民瘼，哀苍生之多艰，忧社稷之危亡，心情愁苦。为遣怀言志，写下了大量为人传诵诗文。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入齐以后，官居高位，满足于既得的地位和优逸的生活，其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急剧蜕变。他在永明初所作《自传序》中所说：“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其内心深处基本上持一种“为欲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力惫而不得肆情于色”（《列子·杨朱》）的人生态度，在如此低级、庸俗，甚至颓废的思想境界里，“才尽”也就理所当然了。

         “江郎才尽”不仅是一个千年流传的典故，也是往古来今文化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在当今社会，类似江淹之人的确不在少数，有些初出茅庐之时，志向远大，才华横溢，一旦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便放松了学习和改造，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不良风气的濡染，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随着享乐思想滋生蔓延而扭曲，怠惰于工作和事业，迷恋于腐化堕落的生活，到头来，丧失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才思”，终因损害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遭到社会和人民的唾弃！敏感的才思来自高尚的人品，高尚的人品缘于正确的文化精神。今之有志于民族复兴、国家兴盛的人，不可不以“江郎才尽”为鉴，要把握这个伟大时代的脉搏和精神，改造和端正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一种昂扬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精神，以立志效命苍生、社稷为毕生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终身。不为物欲所役、声色所迷、名利所羁，以一种真实平淡、散淡从容、圆通超拔的态度处世为人、做事为文，以此度过平安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