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不会造成不平等么？从市场经济的理念本身来说，否定造成不平等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承认权利平等，但不保证结果平等。也就说，结果不平等，是可以忍受的，在市场经济逻辑下，是正当的。超出市场经济逻辑，就是不正当的。可是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即使把市场经济逻辑当作一种绝对真理，也无法阻止人们超出。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政治技艺，市场经济逻辑与启蒙运动一样，诉诸于理性的神圣，来说服，平息反对它的激情和渴望，是非常脆弱的。

而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一种乌托邦。只能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存在，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召唤和指导，这是以信仰的方式把握，并且“释放”，或试图实现到现实中来。这是一个未来的世界，而不是已经到来的世界，它与社会主义乌托邦一样，许诺给它的信徒（请注意是信徒，也就是说，只有相信了它，才可能被许诺）带来一个天堂。以信仰的方式“释放”，或试图实现，并没有考虑到与现实的和解，甚至互相排斥。它体现为一个霸道，不顾一切，征服和碾平不平坦的推土机。

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可能克制住自然意义上不平等，也可能进一步强化。风险是在的，是要毒三分，人的一切好措施，都有毒素。斯密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卢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特别是他在《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论点，斯密的第一篇论文，也就是1755年写给《爱丁堡评论》的作者们的信函说明了这种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应否定不平等和不公正，斯密甚至在《国富论》中大篇幅的揭露这些现象。斯密承认，所有权的平等，实际上只能强化所有权分配上的不平等。《国富论》中从未忘记强调一种让其自行其是的经济，可以在个人与普遍利益之间带来某些冲突和失衡。他抱怨说，国民政府的宗旨是保障所有制的安全，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来对付穷人而建立起来的。毫无限制的自私注意魔鬼，可能被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所宠爱。他认为，“野蛮的”自由放任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如何值得赞美？

我必须承认，今天的我们，对17世纪的政治神学问题已经无法有感觉，同样对为什么要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同样没感觉。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市场经济，但是已经无法说清楚为什么要。只有渴望，没有办法有清晰的理性。

古典时代的道德统驭欲望，支离破碎，欲望和激情冲决而出，成为现代性的支点。这种支点，比古典道德稳固而低俗。更政治成熟。赫尔曼《欲望与利益》把我们带回到斯密、孟德斯鸠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中。冲决而出的欲望和激情，必须引导。斯密、孟德斯鸠做了这样一种商业马吉亚维利主义，把欲望和激情从宗教和政治中引导到商业和经济中来，这样让宗教归于精神，让政治归于理性。欲望和激情，与死亡焦虑共存，而道德与理性，与灵魂不朽和自我完满同在。这样在宗教政治与经济之间搞一个防火墙，古代时代以来的政治理想，例如政治自由，不会被经济、欲望和激情玷污（可以参看博丹的一篇政治经济学文章）。政治上可以平等，在经济上，权利平等，但是结果不平等。而且这种结果不平等，必须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如果超出，那么也必须被遏制。

经济与天主教的争夺战中，以利息争论为枢纽，商业经济逐渐占上风以来，人们正视了了市场经济，并且寄托一种乌托邦理想。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免除个人之间正面冲突的方法和排除社会力量对比中的潜在暴力，也就是内战的因素。这是从希腊的政治理想出发的，这种美好政治和自由理想，也是人类永恒的。冲突与潜在暴力，是不美好的，不自由的，是一种必然性。那么天主教作为统一性，消弭冲突的功能，被市场经济承受替代或者部分承受替代。人民希望市场能够起这种作用，这时候盈不盈利，经济对于个人欲望的满足，还是很次要的，服务于建设政治社会，也就是作为一个前政治的前提存在。市场被赋予政治和宗教功能，把欲望和激情容纳盘扣在前政治中，防止其冲进政治舞台。

这是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还有另外一种总体性的政治技艺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了消弭冲突与潜在暴力，霍布斯找来最大的暴力利维坦，具有神性的暴力，这种暴力让你屈服，不仅仅是外在威胁的恐惧，而且是内在的敬畏。敌基督通往基督最近，为了荣耀基督，霍布寺不得不靠近了敌基督。这是从根子里面的消除努力。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人格的，而斯密的市场所确认的“无形之手”是非人格的。必须这么说，这两种方式的背后，有一个立法者，也就是上帝。斯密有一本佚失的神学著作，“无形之手”依赖于立法者上帝。立法者上帝有两种政治影像，当例外紧张状态来临，由不得慢慢悠悠，这时候就显现为利维坦，而当和平状态出现的时候，立法者上帝就呼呼大睡了，溜一下一个“无形之手”，个人欲望和激情的表达和放纵，同样能达到和谐。只要不出轨，或者形势不紧张不造成出轨，就随便闹。但是一旦要出轨，立法者上帝就醒来了，“无形之手”就消失了。

霍布斯管制欲望和激情，与斯密放纵欲望和激情之间的不同，一个关键点，就是要不要道德教化，尤其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有了“无形之手”，似乎道德教化从政治移到市场，所以才有卢梭让市民社会承担道德教化。有了“无形之手”，就不需要推翻或者取代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而且可能不再有真正的反抗和革命。这时候，“无形之手”僭越了上帝，形成一个强大的说理机制，例如你在市场经济中失败了，那是你没本事，是你的宿命，你应该认命。它的强大体现为中立性，客观的色彩，模拟了“自然”，利用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是一个世俗化。毛泽东的解放大多数人，变为邓小平的富裕大多数人。毛泽东的意图伦理中，更注重政治自由，暂时搁置了富裕，而邓小平的意图伦理中则相反。世俗化的过程，则是来自政治权力的道德教化的消失，那么“无形之手”就可能实现。

经济意识形态，被寄托希望，促成国家的安定和国家之间的和平，这是古典政治哲学曾经遇到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无法取消冲突和暴力，能思考的是超越他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场乌托邦还比不上社会主义乌托邦，因为它太世俗了，把这个天堂放在一些太近和太容易的接近的地方。这样民众容易看到，容易对其提出立刻实现的要求，没有足够的后退机制，来躲闪民众的索要。那么一旦时间一长，过了民众忍耐期限，市场乌托邦就被判了死刑。越加物质和世俗，持久性越短，越加精神和超验，持久性越长。只有足够遥远和无法用实践来检验的时候，而且处于人民灵魂深处时，乌托邦才会长久的保持人民对它燃烧的的热情，例如基督教的福音天堂。

资本主义胜利之后，旋即被社会主义占上风，并且一度击败，而且最后吸纳了社会主义。我可以清楚地做出判断，就中国当下的具体语境而言，文革与改革的争战，如果没有新的因素加入，改革会输得内裤都没了。尽管文革赢了以后，中国陷入法西斯主义灾难，死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