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茅于轼贫富论为契机，我们发动对老一辈改革理想和心理基础讨论时，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诉人民说，你们别乱搞，我去替你们说去，我呢，双脚站在人民中间，嘴巴伸到领导耳边。有人忧心忡忡地说，吴老你老顶用么，中央听不听你的？吴敬琏勃然大怒说，素质，注意素质。
用道德权威摁住生存成为重负而急躁的底层，不让大喊大叫，然而自己又不能担保自己的解决方案。而实际上，吴敬琏等老一辈就如祥林嫂，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没有人听他的，他还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年轻的思考者烦了他，底层“反”了他，他们就勃然大怒骂，民粹。
从经济决定政治出发，才会有幻觉：经济已改变，那么政治必改变。万事可为，官僚阶层是可以战胜的。除非白痴，怎能相信一个说了几十年还纹丝不送动，还要反面加强的政改承诺。一些身上和脑中伤痕累累的可怜虫，就如一个胸大无脑的痴心女子，被暴虐男子虐待侮辱了几十年，奄奄一息，还真心不改，说我还相信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还满脸怜悯慈祥而威严地说，孩子啊，你们要相信他啊。
当主流经济学家用下半身思考，根本没有想到一个政策的出台，首要的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没想到首先会被官僚阶层扭曲变形，这一层是必须考虑的。而他们一直想用市场规律的剪刀裁剪一切。首先市场规律成为一统江湖的
在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中，先经济后政治。政治问题暂时搁置不争论，暂时搁置是致力于暂时搁置，这是一种努力和追求，而不是已经在手的结果。也就是说，先经济后政治，在政治还没成为首要问题的改革阶段里面，处理经济必须造成暂时搁置政治的效果，去政治化是一种过程，并不是结果。可是主流经济学家脑筋不够用，买椟还珠，还以为自己就是真理。主流经济学家在考虑政策时，用市场经济规律完全虚无政治，把去政治化，当作“无政治性”这个结果，在这个虚幻的假设之上行事。
而且一招半式，就想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到了政治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还用市场经济规律搞扰乱。
实际上，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也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是一些庸俗而歪嘴的邓小平主义者，而造成先经济的改革阶段里面，政治问题没有真正地去政治化，而浪费了时间，进一步恶化。可以这么说，就政治结构而言，从文革到改革，是进一步趋于恶化，这种恶化在隐盖起来内在层面，例如国家内部的敌我之分，外表看起来很光鲜。政治决定经济，先经济后政治，是一颗糖衣的定时炸弹。
庸俗而歪嘴，造成经济学家以一种美好意愿，而不是实际作为，来克服政治结构对改革的妨碍与干扰。以茅于轼张维迎的涨学费论为例，他们的逻辑上说得过去的设计，在实施过程，首先要遭遇特权集团，这一点他们完全忽视，然后用逻辑上的美好糊人民。政令出了中南海，还要经过地方政府过滤扭曲，才到人民手中。不考虑如何避免地方政府过滤扭曲，那不过是一种美好意愿，一种口号，一种欺骗。一种空想资本主义。
他们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政改是最为艰难的，甚至成功概率甚小。如果说，经济学家可以用改革意识形态来虚无化改革中带来问题，例如环保，认为可以消化掉。但是政改是决定性的，是不可消化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必须集中所有力气，才有一点点成功的希望。
从经济一定能到政治的路径，是一种幻觉。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案，至少是前三十年，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开来，虽然嘴上由经济自由通往政治自由，但是其经济方案，却没有内在蕴含带动政改的小动作。当然经济自由化的措施，主观完全为经济自己，客观为政治的效果还是在的，但是，还不能免于没有带动政改的指责。一直在做外围手术，连内部手术可以做了，还在做外围手术，甚至阻止人们作内部手术。
经济学家作为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心理经验完全基于外围的，这些在改革大局看来，很无关紧要的。与文革时期相比的，0到1突破的新鲜感和成就感，那是小屁孩的，无关改革大局的大视野。正常的生活需要100，而只有突破到10，而一直沉湎于0到1的突破，还让不让人活？80年代成功，是畸形的，到了今天，应该予以彻底告别，扫到历史博物馆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