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达到3266美元的历史高度。这一历史高度是花费了30年的时间垒起来的。开放伊始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足200美元，纵向比较来看，中国人均GDP30年增长了15倍，平均每2年就增长1倍。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再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一般需要10年至15年时间，比如德国实现前一个阶段用了9年，而后一个阶段用了6年，日本则分别用了7年和4年。中国用5年时间就走完了德国15年和日本11年的路程，速度很快。

　　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标志着一国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新”的内涵在于：第一，由于收入水平提高，国家经济可以由外需向内需转型;第二,居民消费结构将日益高档化和多元化，社会主导消费链将从纺织品、低档家用电器向交通通讯、汽车、住房等产品和服务过渡,也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第三,如果企业能够开发出物美价廉、社会主导消费链上的产品，将工业技术进步的红利传递给消费者，企业就能够实现市场的扩张,巨型企业可以更多出现。

　　当然,上述转变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相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存在不同的发展问题和挑战。比如，公众对汽车、房地产等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这些企业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贷款额在银行总贷款中将占据一个很大的份额（1/3到2/3），一旦经济出现逆转，资金链断裂就会出现金融危机。又如,“两极分化”可能更加严重,公众对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需求增加，公平会比效率受到更多关注。如果政府不能选择一个“适当”、“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不能将多年经济增长的福利涓滴到所有大众的头上，不公平感会增加，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甚至葬送经济增长。所谓“拉美化”就是概括的这种现象。

　　因此，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实现由外需经济向内需经济转型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美国一开始也是因为贸易而启动国家经济,但真正使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是向内需经济的转型。因此，实现向内需经济的转型，不仅是中国克服当前金融危机的必要之举,也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选好社会主导消费链，顺势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只有选择好社会主导消费链才能使产业结构升级建立在更多的内需基础上。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通过工业技术进步，将工业品价格降到大众能支付得起的程度。如汽车曾是贵族的奢侈品,但成批生产“人人都可拥有的汽车”是福特的“灵感”,由此改变了美国和全世界经济。1916年福特汽车的价格为360美元/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降到了265美元/辆。在福特汽车公司制造T型车的19年中，产量达到1500万辆。1920年，福特汽车的生产量占到世界汽车生产总量的50%。T型车的成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汽车制造消耗掉美国20%的钢铁产量、80%的橡胶以及75%厚度在5~8厘米的厚玻璃板。汽车为美国重工业化发挥了难以评估的作用。

　　最后，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共进,防止“丰裕中的贫困”。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在逐渐膨胀的同时，社会也充满着“黑暗”，“强盗资本家”的压榨与两极分化，使平民暴动和工人罢工频繁。但是，在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下,美国经历了一个“进步运动”,缓解了社会发展中的严重失衡问题。因此,虽然出现了“拉美化”的一些现象,但终究避免了“拉美化陷阱”。

　　从现在中国的情况来看，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全部消化社会主导消费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主导消费品的价格在最近的几年里并没有下降多少。比如汽车价格，国家推行的优惠政策并没有惠及消费者。据武汉一汽车销售员表示，在购置税降低之前，汽车价格已悄悄上升了2000多元，购置税的降低使汽车价格的下降有限。另据《南方周末》19日文章“汽车下乡的忧与思”，汽车经销商利用微型车市场供不应求之际，纷纷提价，吞食国家给予农民的购车补贴，使得国家惠农政策落空。这使汽车市场的发展受阻。中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商品的价格还处于“敏感”阶段，只有将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而不是被转化为红利、部分人更高的薪水和奖金，中国的内需就会启动起来,并且为产业发展、企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总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是中国走向“黄金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同时，要使“中国奇迹”继续演绎下去，必须避免一些发展陷阱。因此,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实践科学发展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