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之财富流向回眸》一文中，我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财富流向其及政策背景进行了分析。本文拟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国内金融、国际消费和国际金融等五个方面谈一谈未来的财富还将怎样流向。

　　（一）国内生产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大家知道，生产已经严重过剩。我认为，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企业其及上游企业盈利状况不佳是导致阶段性生产过剩的原因之一。理由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当产业盈利机会减少时，会有两种可能存在：

　　一是，在产业外存在赚钱机会时，并在资本流动无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会流向产业外，其结果是产业因资本匮乏而得不到创新、转型和升级。过去几年，大量的制造商将资本转向房地产和证券等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发生的，它使得许多消费品产业和企业不能做到像政府和学界所倡导的那样创新、转型和升级。

　　二是，在产业外赚钱机会较少，并在资本流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产业内的资本无法流向产业外，这时业内的企业为了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就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战略、技术和管理创新，从而使产业得以转型和升级，并从而迎来新的发展机会，吸引更多的投资。

　　换言之，目前大量的消费品及其上游产业的盈利状况欠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产业外存在大的盈利机会，而产业内的资本流出没有障碍，就会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而大量的资本流出产业外，必然会影响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因而，不改善产业的盈利状况，将加速产业资本的“外逃”。反之，若产业外盈利机会相对较少，或产业内资本流出存在障碍，产业内的资本就会留在产业中，从而促进产业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并为产业迎来发展和投资机会。

　　（二）国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在去年10月底已经达到了20万亿元之巨。但这巨大的财富是怎样分布的呢？我们来算一笔帐：

　　中国有13亿人，平均每人只有1.54万元。按20%的人占有80%存款，而80%的人占有20%存款的法则来算：20%的人（2.6亿人）占有16万亿元，平均每人占有6.15万元；80%的人（10.4亿人）占有4万亿元，平均每人才0.38万元。如果再用20/80法则来对20%的人和80%的人的存款作进一步地细分，情况就是这样的：20%中的20%的人（0.52亿人）人均存款24.62万元；另外8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为1.54万元。80%的人中的20%的人（2.08亿人）人均存款1.54万元；80%中的80%的人（8.32亿人）人均存款为0.10万元。

　　简言之，国内居民的总体有巨额存款，但这些存款中的绝大部分为少数人所拥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告诉我们：穷人想消费，但没有钱消费；富人有钱，但不需要过多地消费。换言之，要想长效地“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需要解决占大多数人口的居民收入偏低问题以及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后顾之忧问题。而要解决大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不足，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而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让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不过多地流入到金融领域，并且让金融领域的财富更多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当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增加了，就业就会增加，因而居民用于消费的收入就会增加，社会福利体系也才可能有条件不断完善。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在金融领域存在投机机会时，广大居民可能继续将其有限的财富用于到金融市场投机，这将会抑制而不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国内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量的财富流入到了金融领域，它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之一，金融领域的财富的流向还将会深远地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基于资本的逐利本性，未来金融领域的财富会有两种可能的流向：

　　一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明显大于实体经济领域的赢利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领域的财富不但会较少地流入到实体经济领域，反而会吸引大量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流入到金融领域，从而使实体产业进一步出现“空心化”，这将进一步不利于实体产业和企业创新、转型和升级。与此同时，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必然导致资产泡沫，进而必将继续以通货膨胀的形式损害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金融领域盈利机会减少（包括在政策限制或政府干预条件下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将既会促使金融领域的财富理性地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也会促使实体经济领域的财富在实体经济领域内循环流动，这将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去年中央政府英明的推出了农村“二次土地改革”政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防范和抑制金融市场再度“疯狂”，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把“土地流转”所得来的财富也投入到金融市场进行“赌博”。

　　（四）国际消费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不仅中国社会存在着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相似的问题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财富分配不均，与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有关。由于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工人利益的保护及逐步建立了福利制社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即便如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并不真正富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资本家们普遍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看作是大量攫取他人和他国财富的最佳场所和工具时，全球的财富更多地流到了金融领域，因而不同程度地伤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在过去近十年间为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产销两旺”的景象，直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企业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窘境才显露无遗。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国外消费领域的财富是否能支持中国国内的实体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

　　一是国外民众的收入减少，因而他们会减少消费支出，这将会负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

　　二是外国民众的收入增加，因而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这将正面地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但是，需要指出，无论如何国外人总是要消费的，在他们口袋里钱多的时候，他们会增加消费，这对中国商品出口会带来贡献。在他们口袋里钱少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支出会减少，但不可能不消费，只是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中国正是向世界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大国。因而，即便外国人的收入减少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总量，但只要中国企业坚持为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自国外市场的需求依然大量存在。

　　（五）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的可能流向

　　在过去十年间，国外金融资本家将大量的财富聚集到了金融领域，以“自由金融”、“金融服务”和“投资理财”的名义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和他国的经济。其根源之一在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盈利机会相对减少，而金融市场的盈利机会相对较多或容易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2002年至2008年），另一方面又损害了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将怎样流动，中国人不可能直接去管它。但对其可能的流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则是可以预见和加以防范的。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使然，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有两种影响中国经济的流向：

　　一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回归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好处，因为国外金融领域的大量财富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包括部分流向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将最终导致国外民众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性支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将有利于中国商品出口。

　　二是，国外金融领域的财富继续留在金融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寻求/制造盈利机会，一旦时机成熟，它还将掀起新一轮的金融市场“繁荣”景象，而国外金融市场的“繁荣”将极大地带动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指在中国政府没有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并最终损害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同时损害他们国家的实体经济，最终影响到中国商品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