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着过的央视大火，你是从哪里最快知道现场的消息？新华网2月11日的一篇文章《央视大火：“草根媒体”冲击传统传媒》承认，在几乎所有主流新闻媒体对此突发事件有所反应之前，风靡全球的互动网站YouTube、Flickr、Hashtags以及国内知名的天涯社区、土豆网等，对火灾的报道和评论早已铺天盖地。

在传统传媒中，最蒙羞的是电视。大火整整烧了6个小时，且烧的是电视大楼的配楼，影像素材不可谓不丰富，然而，事发当晚的北京人，守着中央电视台12个频道，北京电视台12个频道，还有几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频道，竟然要靠网络才能看到火灾现场的片断视频。以至于外地网友嘲讽说，“看样子想看直播只有现在在北京，自己开车去现场了”。

全国短信乱飞，现场围观者众，电视媒体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报道”在哪里呢？可以想见，在相当程度上，如果没有即时通信、短信、论坛，以及博客、Twitter、视频分享等Web 2.0工具所构成的外部压力，那么连第二天的央视道歉和《新闻联播》报道会不会有，都可以大打折扣。

《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次央视大楼火灾现场，普通目击者成了这起重大突发事故的报道者，他们用手机和其他方式记录了所看到的一切，并在网络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努力，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应急缺陷，让事故真相得以迅速揭示；他们的作为，让我们看到‘公民报道者’在中国的成长。”

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杰·罗森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新媒体的宣言，题为“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他说：“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是那些处在一个媒介体系的接收端的人们，这一媒介体系是单向的、广播式的，有着很高的进入门槛，少数几家巨头争争吵吵，而大多数人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被动倾听。”

而在今天，这些受众造反了，借助于进入门槛的降低，他们要打破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力量对比（balance of power）。新媒体承认各种各样的守门人，每人对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各有各的独特规则，如BBC全球新闻部主管理查德·塞姆布鲁克所形容：“观众进场了。”连媒体大亨默多克也承认：“他们现在想要媒体的控制权，而不是被媒体所控制。”而对新媒体的使用者来说，他们一旦获取了控制，就再也不会交回控制权。

受众的造反是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产生合法性危机的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新闻的功能本是通过散播信息和诠释事件而对公共生活进行社会建构。计算、通信和存储成本的下降，使中国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成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新的共有媒体使得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社会环境，从而可能为公共讨论注入一种想法，一个批评或是一种关注。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有发言、询问、调查的出口，而不必依赖于从上到下的媒体机构。我们看到了新的、分权化的方式，在履行监督的功能，在展开政治讨论和组织，在影响议题和话语。一言以蔽之，“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了政治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

这些从前的受众，在中国也就是从前的“臣民”，习惯于被人差遣、奴役，浸淫于缺乏独立人格的“义务文化”。而在今天，这些受众反击了，他们登堂入室，要占据媒介舞台的中央；这些“臣民”造反了，每位公民树立起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清除“官本位”意识和“官贵民贱”的等级思想，建立起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

对这些受众所建构的网络公共领域并不缺乏批评。有人指出在互联网的爆炸成长中，获得注意力将和在大众媒体语境下一样困难，因此，如同大众媒体，金钱和权力最终也会决定谁在网上能被听到；有人担心网络造就了一代暴民，使得“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民意表达的空间，现在却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建设性意见传达的窗口，现在却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还有人从分析网络特性中发现，只有少数网站被大量链接，互联网、万维网、博客圈，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互联网在复制大众媒体的模式，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声音，但在结构上并没有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过于混乱或者过于集中，以至于在民主对话方面很难比大众媒体做得更好。网络拓扑学的确显示了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演讲的想法的虚幻，因为你固然可以讲，但有没有人听是另外一回事；网络不平等性的发现也确实让很多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作用产生怀疑。但必须指出，怀疑者使用了错误的基线。在复杂的、大型的多元化政体中，从来就不可能出现每个人都可以说话、每个人又能被听到的状况。拿来比较的基线应该是传统大众媒体的单向结构。如果说网络公共领域能够吸纳更多的观点，能够颠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能够提供难以收买的意见平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网络公共领域在结构上对大众媒体主导的公共领域具有优越性。

（供《中国企业家》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