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走 龙 蛇 深 巷 情
------访著名记者、作家于冠西
年逾六旬的于冠西是在抗日战争前夕，从山东莒县走出去的热血青年。他不仅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高级记者，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笔者借旅游之机，慕名拜访了这位文化老人。于老那宽阔的前额上仿佛蕴含着无究的才思和智慧，炯炯有神的双目中闪跃着机敏和深沉。在推心置腹的畅谈中，于冠西不仅回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和亲身经历，而且还道出了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文事、家事、心中事。
幼年早慧，酷爱读书，可惜因缴不起十块大洋而被迫辍学。抗大结业留校当《战旗报》编辑，1972年又到刚创建不久的《大众日报》社，成了一名随军记者。
于冠西1922年10月出生于江苏宜兴，原名于洪鑫，笔名冠西、芦笛、米河等。6岁时随母亲从南方回到原籍山东莒县城里老槐树街居住。他自幼聪慧好学，上中学时在班级中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曾经跟随黄兴参加过北伐讨袁战争的祖父于洵以及父亲于春台特别喜欢于冠西，原打算千方百计供给他上大学，走读书救国之路。可是万没想到他中学还没毕业就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失学了。13岁的于冠西没有向命运屈服，失学后他就到设在县城文庙内的民众教育馆读书自学。冠西在教育馆内时常一坐就是一天，饿了在文庙门前花两个桐板买几年煮的地瓜充饥。有时他就把想看的书籍借回家，一边放牧，一边读书。当时于冠西的一位启蒙教师叫周湘浦，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常指导于冠西阅读《高尔基》等进步书籍，宣传革命文学，从而为于冠西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从事文化宣传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冠西在自学的基础上，于1937年从莒县考进了临沂乡村师范。随后就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被分配到中共山东分局做青年工作。1940年去抗大分校学习，结业后留校从事，《战旗报》的编辑工作。1942年冬天奉调山东解放区刚刚创建不久的《大众日报》，当起了随军记者。
脚踏沂蒙，笔走滨海
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作为一名党报记者，随时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用手中的那支“瓦特曼”金笔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山东军民的抗战生活。
于冠西自1942年进《大众日报》社后，从前线战地记者到编辑部主任，再到后来升任为副总编，前后近9年时间几乎经历了山东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于冠西当时采访用的是一支翠绿底子带有暗色花纹、是间镶着金箍的“瓦特曼”牌金笔，这是当时一位从北平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的一位女学生送给他的。于冠西就是用这支他十分珍爱的“瓦特曼”笔，在小油灯下、在行军路上、有时还伏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出一篇篇揭露敌人，唤起民众，歌颂英雄的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呐喊助威。翻开《忆沂蒙》、《滨海八年》、《大众日报五十年》等书籍，随处都可以看到“冠西”这个名字。他笔走龙蛇50秋，采写发表了大量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他撰写的文章对当时的革命战争和党的基层工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于冠西单是被《滨海八年》—书收编的文章就有六篇之多，有描写郯城战役和石沟崖战役的《炮兵连长李玉璋》、《战斗英雄何万祥》；有报道莒南、莒县人民抗战的《路镇区的爆破战》、《沂沭边缘区五十天》等。此外于冠西还写有《解放后的莒城》、《最后一次“扫荡”》、《自卫战争中的山东解放区妇女》、《临沂四千拒降伪军的歼灭》等文章。这都是于冠西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对日照、临沂军民抗战生活的生动记录和真实写照。尽管已过去50多年，但现在读来仍然是那么的真实、亲切、感人，犹如回到了当年战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沂蒙战场。据于冠西回忆说：“当时我们那帮青年记者中，还有辛冠洁、赵锷、沙洪、朱民、宋英等，都是20刚出头的小伙子，既是战士又是记者。我们全部家当充其量只有两公斤，一块小雨布，一床锦布被单，一个小书包，小碗拴在书包上，最珍贵的就是那德国造的二把匣枪。晚上一页门板用四块砖头一垫就是好床铺。写镐子时常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没有墨水就用卫生所的经汞代替。我的“婚礼”就是1945年临沂解放后，在城内一个房东的小北屋里举行的。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十多名记者聚在一起唱唱歌曲，以示祝贺也就行了。但当时我和爱人秦风同样觉得非常幸福。”
曾经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身份加入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欧洲参加 第一届世界
青年联欢节和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经历了一次为半年的万里旅行。
1947年6月5日，于冠西肩负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按照中央指示，领导决定让于冠西以华东解放区代表的名义加入中国青年代表团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当时与冠西同去的还有山东省青联主任杨涤生，烟台副市长徐中夫，战斗英雄林茂成等。于冠西从五莲县的长城岭出发，途往莱阳到烟台集合，后又乘船绕道北朝鲜，途经平壤来到哈尔滨。后来由于受苏联过境签证等限制而终未能成行。按照中央安排，他们这个出国代表团又改为赴东北解放区参观团。于冠西一行参观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对《东北日报》和东北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做了详细考察。历时6个月又重返山东解放区。在这期间，分别见到了陈沂、蔡畅、邓颖超、周杨、穆青、萧三、瘳井丹、安子文、冯文彬、邓拓等老同志，并受到刘少奇、李富春等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当时陈沂同志想挽留于冠西在东北工作，冯文彬则打算将冠西留在中央办团报，并都分别与其谈过话。于冠西对领导的盛情挽留，非常感动，可是他还是决意要回山东解放区工作。
南下江浙，再舞龙蛇，为新闻事业呕心沥血
1951年春天，在全国解放的号角声中，于冠西毅然加入了“南下”干部的行列，从山东《大众日报》社调到《浙江日报》社工作。历任总编、社长、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长达几十年的编辑、记者生涯中，于冠西呕心沥血、勤勤恳恳，为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担任总编期间始终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把加强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紧密结合，把报纸办成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于冠西特别注意提高办报水平，经常开展编辑部的业务研究和业务探索。大胆提出了许多改进办报工作的意见，如扩大报道面，加强对有关人民群众生活的宣传报道，增加宣传报道中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精心制作标题，加强语法修辞和逻辑的学习，活跃美化版面，改进经济宣传等等。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编辑部的民主生活和学习研究问题的气氛非常浓厚，大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于冠西的工作作风既朴实又严谨。1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还是白班夜班，他都是坚持步行上下班，尽管他的家到报社需要半小时的路程。所有社论他都要认真把关。重要的社论他都要亲自修改或撰写。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他曾有过一段被单关押在“黑屋子”里的特殊经历，从而引起了他《八步半的思忆》。
在十年动乱中，于冠西也和全国众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了难以逃脱的厄运。他也被当做“牛鬼蛇神”赶进“牛棚”，关进一间没有光线、阴暗潮湿的黑屋子里，一呆就是数年。这间关押他的黑屋子的对角线距离正好是八步半，于是于冠西就天天在这八步半的地方来回不停的走着，后来当于冠西离开这个黑屋子时，地板上竟然被他踏出一条浅浅的痕迹。就像公园草坪上被人踩出的一条小径。在这八步半的漫长旅程中，于冠西回想自己走过的每一条路，回想着自己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回想着自己读过的每一本书，回想着自己所经历的每一年事……。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外面桔树的枝头由绿变黄，由黄变秃，又由秃变绿。“历史是会有曲折的，但历史终归是要前进的，虽然曲折的过程有长有短……”这就是支撑着他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坚强信念和精神支柱。这段不平常的特殊经历后来浓缩成了于冠西的一本散文集。—《八步半的思忆》
动乱结束后，于冠西又回到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他又继续执着地耕耘在西子湖畔。
动乱结束后，于冠西又被组织安排到浙江省委宣传部担任他在文革前就曾兼任过的副部长职务。重新工作后，在戏剧、美术、电影、写作，以及文艺评价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了积极地摧动作用。如1981年11月他在《替报告文学说几句话》的一篇文章中说：报告文学是文学中的轻骑兵。报刊应给报告文学开辟广阔的阵地，特别是文艺刊物不要把报告文学排斥在文化阵地之外。要给报告文学应有的地位，不要老是把它排在其他文学样式之后，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不可以登头条，放第一篇？文学杂志为什么一定要有固定的编排格式？要给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写作以有力的支持。多年来，于冠西除了担任领导工作外，一直坚持笔耕不止。先后编著出版了《欧游纪事》、《记者日记》、《八步半的思忆》、《牧笛集》、《七月雨》、《林之静美》等多部散文集和诗集。他的这些作品语言朴实流畅，感情真挚饱满，并富于深刻思考，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1979年10月他光荣地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委会委员。
“江南一鸥”不忘家乡父老，《故乡行》寄托“归燕”桑梓情
1985年5月，于冠西曾借到山东临沂参加《大众日报》创刊45周年座谈会之机回莒县一游。面对阔别50年的故乡，于冠西感慨万千，诗涌笔端，即兴写下了《故乡行》十首，借以表达他的思乡之情。他在《咏莒县》的诗中写道“古莒文化源流远，承前启后数千年。莒子古城乐毅垒，银杏会盟浮来山。陵阳古墟存国宝，文心雕龙奠文坛。文明勤朴今胜惜，郁郁葱葱看招贤。”
在《赞浮来山》一诗中写道“古树名楼浮来山，少小一别五十年。梦中曾觉幻归燕，飞来依稀觅旧檐。”还有一首《赠滨海革命根据地父老》的诗是这样写的：“一别滨海卅八秋，故土神游；烽烟十年莒沂州。父老乡音容留，梦载归舟。沂沭日夜流，绿水悠悠；先烈热血壮志酬。遥祝四化频传捷，江南一鸥。”这些发自肺腑的诗句充分表达了于冠西这位客居江南的沂蒙老战土思念家乡父老的殷殷桑梓情。于冠西不无遗憾的说：“1985年由于时间关系，只在我的家乡莒县城里住了一天就匆匆离去。记得我家老宅院里当年栽有许多香椿树，每到春天，我姐姐就用一些只打破一个顶端的鸡蛋壳套在刚长出的微红透绿的香椿芽上，一周之后，香椿芽就卷曲着长满了一只只蛋壳，姐姐就用这种又鲜又嫩的香椿芽炒鸡蛋吃，真是鲜美极了。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吃过。后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或者谈起香椿，我就立刻想起那位曾经呵护和关爱过我的姐姐。可惜她的命苦，早已离世而去。”
1995年8月于冠西曾特意从杭州寄回一篇两千字的稿件—《小民兵陈傻子》（发表于1995年8月26日《日照日报》）社的附信中说：“这是1944年我在日照岚山安东卫驻防时亲眼见到的一个民兵斗争故事，写出来以寄托我对日照战斗过的地方。日照乡亲父老的音容笑貌，至今难以忘怀的。”
当再次谈到家乡日照的情况时，于冠西说：“我小时候，日照海边上就是几个小渔村，当时的石臼所就已经是货物进出口集散地。向外走的货有沂蒙山区发过来的花生米、花生油、豆油、咸猪肉胚子；向里进的全是洋货。当时包装用麻袋、油篓。大船无法靠岸，只好用小驳船一趟一趟的把货物倒进停泊在深海里的货轮上。装货全靠肩扛人抬、走翘板。听说如今的日照港已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建起了集装箱码头，如果日照建起了飞机场，就更方便了，我一定再去日照游。”
古稀之年多彩路，小楼绿地深巷情
1982年，刚刚进入花甲之年的于冠西，主动请求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到了许多先前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上。于冠西在离休之前圆满完成了周总理生前确定并十分关心的《汉语大词典》分卷编辑任务，并于1994年5月10日以分卷主编的名义到北京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汉语大词典》出版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由于他在新闻与文化界的重要影响，至今还担任着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等职。
此外，于冠西还被江苏省的《新闻通讯》、北京的《老人天地》等多家刊物聘为名誉顾问。他还在省硬笔书法、茶文化等许多协会担任理事。面对这大量的社会责任感竭尽职责。他正直诚恳、谦虚务实的作风和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历来为熟悉他的人们所敬服。
于冠西离休后仍然笔耕于杭州西子湖畔。他的寓所就在宋代大诗人陆游曾经住过的“砖街巷”前面的一条深巷里，名为“竹竿巷”。陆放翁那“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名词，写的就是800年前这一带的街巷风情。于冠西写过《深巷》和《“深巷发表以后”》两篇散文，分别发表于1983年6月7日和8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由此足以看出于冠西对他已在住了将近50年的这条深巷是情有独钟的，笔者这次街拜访时亲眼目睹了这一小楼绿地。“竹竿巷14号”的红门牌镶嵌在两扇古色古香的木制大门上面，门顶过道上爬满了藤萝。门里边是个十分宽阔的院落，院内绿树成荫，花草遍地。于老家中仅有的五个房间，让书籍就占去了一半，宽大的书案上除了“文房四宝”外全部放满了书籍。在交谈之间，于冠西说：“杭州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从白居易到苏东坡，从陆游到杨万里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和诗篇。现代的许多文化名人也都喜欢到这里住过。当代文学泰斗巴金每年都要从上海回杭州住一段时间，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过去就曾在杭州工作过。现在上海主编文学杂志《收获》。
于冠西目前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文章、练书法，基本不戴眼镜。早晨和晚饭后坚持散步锻炼，有时一次能走一万多步。当谈起生活嗜好时，于冠西说：“10多年前我在报社常值夜班，因而养成了吸烟的习惯，而且烟瘾还特别大，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同志与我是老朋友，每年春节送给的礼物就是一箱熊猫牌香烟。不过烟瘾现在已经彻底戒除了，只是每顿饭前还饮两小杯绍兴产的‘女儿红’酒。平日里偶有闲暇我就约伴到源边、池塘去垂钓，既锻炼身体，又陶冶性情，大有益处。”于冠西平时在家中坚持自食其力，积极从事家务劳动，老伴秦风分工买菜做饭，于冠西负责清理卫生。每到周末，在本市工作的两个女儿就领着孩子到老人家中团聚。每当此时，于冠西那红润的脸庞上就会不时地绽出幸福的笑容。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共同构成了于冠西的晚年盛景，他的心中充满着甜蜜与充实。
（朱云泉）
1999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