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消费的“爱国行为”——钱流入了谁的口袋？
关键词：消费爱国论 买房爱国论 新列强的传教士 急先锋
刚刚进入2009年，中国的权威杂志《瞭望》就赫然提出了一个颇为雷人的倡导——积极消费就是爱国，并简单地做出如下说明：之所以把消费提升到爱国的角度，是因为当前扩大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 一是有助于减少对外依赖。 二是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而爱国就是爱自己。若需求不足，经济持续低迷，商品卖不出去，企业经营状况必然恶化，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失业或降薪的风险。
无独有偶，著名教授赵晓也抛出了“买房爱国论”，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两台发动机（指房地产和出口）都不应该停，房地产市场不能砸。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国民经济约等于房地产（国民经济≈房地产），约等于民生。房地产崩盘百姓更买不起房子。”
与此两个论调相统一的是北京一个名叫李哲的政协委员建议：“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具体做法是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如果政府允许这么做的话，我愿意拿出我的精力和我的财力去推动这个事情。”
不管是“买房爱国论”还是“消费爱国论”，部分是良好的愿望，都符合某些逻辑关系，而且似乎都在试图为当局者开出治世药方，最大的理论数据支撑就是在我国的GDP贡献中，消费只占35%，投资高达60%以上，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占了70%以上，连印度也占了50%左右。再比如拿亨利-福特的例子说事，福特要让工人能买得起他的T型车，所以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造车成本大幅降低，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同时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此言论一出，当即遭到众多百姓的抨击，抨击者的突出言论包括：
1、“买房爱国论”及“消费爱国论”，它暗示的是一种单边的“肯尼迪逻辑”：“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强调公民责任的逻辑并没有错，但前提是必须有对等的、强调国家责任的逻辑：“不要问我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而是要问国家为我们做了什么”。回到刺激消费这个命题上来，就是既要呼唤公众消费刺激经济的责任，也要强调国家增进公众福利的责任。
如果中国拥有完善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如果中国人都能如欧美等国一样，不用为基本的生老病死操心，中国不会有如此高的储蓄率！如果中国人的工资收入能达到美国人的10%，或者日本、韩国、台湾人的30%，老百姓不用政府号召也会慷慨消费！人人都会争先恐后去完成爱国任务的。
2、所谓的高储蓄，其实只是极少数官员和富人的钱。他们该有的都有了，让他们去消费拉动庞大的内需缺口显然更不现实！内需不足，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拥有天生重储蓄、倡节俭的传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银行的存款年年都超过当年工资的总额，显然不是全民收入的正常增长储蓄状况。
一个人是不是爱国，与他的消费能力和方式不成正比，用消费定义爱国，实际上使用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展现的却是惟利是图的社会心理。“消费爱国论”是有些人试图借用“爱国”旗帜，让民众承担经济危机责任。更是全盘接受与默默忍受将经济危机的罪责推到中国头上的不公正论断。
3、鼓吹消费是在激化社会矛盾。
在他们营造的语境下，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就注定了有不爱国的嫌疑。这样的“爱国”标准十分荒谬，甚至从理论上剥夺了穷人的爱国权。当老百姓对未来没有一丝安全感的时候，政府和专家如何忽悠，老百姓都不会潇洒地去消费。目前的中国，数以亿计的低收入群体和上亿的特困群体根本就没有多的钱去花，许多家庭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所谓的中产阶级和都市白领，面对比美国更贵的油价，以及上涨的水电气费，未来收入预期的下降或不稳以及教育、医疗和社保的普遍缺失，都不敢大手大脚花钱。
经济好时，通货膨胀，百姓也赚不到几个钱；经济坏时，国家，政府，媒体又在这里不断地鼓吹消费， 非得要把百姓的那几个保命的血汗钱全给榨光不成吗。
本人对“消费爱国论”也持反对态度，除了认同以上反对意见之外，本人还有三个最大的疑问：
1、真正有钱人为什么可以如何通过消费爱国？
中国现在是国富民穷的阶段，老百姓没有钱？即使老百姓有钱，更不敢没有后顾之忧地放心地去花。
那些真正有钱的，比如政府财政、央企、国企，部队、警察、公检法？难道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去盖大楼、修路、到海外去采购先进设备吗？即使政府投资，可否也约定国产品牌有优先权呢。这已经在9月21的文章《政府在拉动内需方面是否存在渎职》中有深入论述。
即使如此，国家与百姓同样，都是有强烈的危机感的。
2、真正有钱人为什么可以不去消费？
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即使2008年这样“糟糕的”年景，国家财政收入都实现了30.8%的增长，对比之下，企业、家庭、个人可支配收入等财富的增长比例又是多少呢？这应该也不是很难统计的数字，可以达到10%以上、购买力停滞不前还是资本迅速缩水呢？
敛财已经成为很明显的政府财政行为，那么我们有权利问，那些钱是如何流过去的？最终花到哪些地方了？首先是国家与政府的基础建设、盖大楼修好路，其次是抚养了大量的公务员等相关利益群体，第三是得到积极的国际形象。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采取发放消费券甚至现金等还富于民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那么即便是要让老百姓去爱国消费，至少是需要有领袖的带动行为在前的。
3、爱国不仅是谁消费的问题，而且是消费给了谁的问题。
我们不是逃避爱国的责任，更不是要与主流思想与当权者为敌，如果积极消费确乎是爱国的结果，谁都不会太过吝啬，最重要的是，消费了之后，钱到了谁的腰包里。
或许“消费爱国论”是有基础的。如果回到改革开放、中国入世、金融与产业资本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经济相对干净一些，假如中国官民依然齐心地抵制洋货，而非当前所显示的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的传教士占据主流的状况下，假如中国没有那么多的产业、行业、企业落入外资的口袋里，或许拉动内需真的能够起到救国的效果。
那么当我们在明知道诸多产业已经沦丧，外资加紧入侵中国经济的大格局的时候，还在宣扬以积极消费来表达爱国之情，那么本人不禁要问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在以爱国的名义消费出去了之后，最终进了谁的腰包。他们所爱的真的是自己的国家吗？是忠诚于自己所学习的僵化理论，还是效忠并满足身后的跨国资本需求。
当然，现在中国与世界早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要在产业、行业、企业甚至个人的利益取向上做到内外的泾渭分明，怕已经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了。当中国的企业与跨国资本联姻，并诞生出了合资品牌，在合资的渠道与合资的终端，在合资的服务机构——即使是本土的服务机构，也是以外资品牌为服务客户的时候，消费去购买纯国产的东西都显得非常困难。
特别是在媒体与专家在外资的操纵下，中国的某些精英、主流学者们、权威媒体、研究机构甚至部分当权者都沦落成为新列强的传教士与急先锋。
看看过去的一年之间国产品牌遭遇的沉重打击：年初的有毒水饺、玩具、中国产品的廉价与粗制滥造、由奶粉所引发的有毒食品印象直接威胁到食品安全的国内与国际形象的问题，由手机引起的对山寨产品的围追堵截直接引发对国货在知识产权方面质疑，所谓“名正才言顺”，打击国货美誉度的同时使得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支持山寨经济了，同时加强进口外资品牌的美誉度与给人带来的尊崇和成就感，如此以来，国货已经在失去坚实的根基。而我们主流媒体与学者还在狠狠地踏上一只脚，让山寨“永世不得翻身”。
可以想象，当买国产的东西都成为抬不起头，欠缺成就感、缺乏圈子里的认同感的行为，而购买老外的东西会得到从面子到里子需求的同步满足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坚持地支持国货呢？
如果说积极消费就是爱国，那么假如那些钱最终落到了外资的口袋，是否还是爱国呢？！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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