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先生的文字，算不得最漂亮的那种，因而我怀疑他的主张会不会因此受到不该有的冷遇。

　　比如，潘氏论“自由”，他不大喜欢从政治学通常强调的那种把政府强制降至最低讲起，他写道：“我们姑且不说自由是什么，替任何比较抽象的东西下界说是不容易的。我们先说自由的两种先决条件。一个人能先具备这两个条件，则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第一个条件是自我认识……第二个条件是自我控制。”（第8-9页）

　　先生有篇专论叫做“宣传不是教育”，言辞并不激烈，但说理之充分非今之时贤能比。

　　先生的文章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中国古典观念引申到当代的语汇中，这运用裕如的功夫，连费孝通也自愧弗如。比如：

　　“一个人如果对世间事物真有一种智识上的义务而不得不尽的话，第一个应当效忠的对象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样来的，一般的强弱如何，智愚如何，有些什么特别的长处，特别的缺陷，须加补救，如果不能补救，又如何才能知止，可以自克，可以相安，可以不希图非分？能切实解答这些问题，一个人就可以有自知之明，古书上一个德字，一个诚字，其实就是自我，就是我之所以为我，而明德、明诚、度德量力一类的话，指的就是这自我认识的功夫。“（第8-9页）

　　

　　潘氏的“中和位育“思想

　　（摘自清华新闻网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7200）

　　2008年1月

　　作为 “通才教育”、“人格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潘光旦力陈“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指出人不是为了分工而存在，人的存在有其独特的价值，人的发展有着无限的可能。认为各门学科有相通之处，理科学生应当学点文科，文科学生应当学点理科，培养学生要 “先博后约”，人格的全面培养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

　　 潘光旦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倡“位育之道”。他将优生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并结合儒家思想，提出“位育”的新概念。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安所一，乃一切生命之大欲，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于求人生良好的“位育”。潘光旦的学术人生正是对此境界的诠释。与他有着深厚师生情谊的费孝通曾说：“我和潘先生很早就相识，在清华时住得很近，到民族学院后又一直在一起，天天见面。我和潘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生死知交、荣辱与共。潘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儒家思想的精深理解，他懂得怎么做人、如何对待己，从‘我’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为人做事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这种情怀在心，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他能够坦然面对，而没有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