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之痛与物权法之痒

陈绪国

牛年春节，乍暖还寒，我与几位亲友千里跋涉，从居住地广州驱车回到出生地大冶。沿途所至，令人十分感怀的，莫过于“城市包围农村，旧貌变新颜”的造城运动，莫过于世界经济危机情势下的新型大跃进高潮，莫过于失地农民之痛与物权法地权之痒。

按照改革激进派的行话来说，改革的胆子放大一些，步子放快一些。但是，这胆子大到什么程度，步子快到什么尺码，道家有道家的号数，法家有法家的天平，最终是由政治家一锤子定音，不是我等三等残废草民所能话语的。人家乐意造城运动、乐意新型大跃进，人家自然有100个理由，而草民一时半会儿提不出相佐的理由，什么世界经济危机后遗症，什么防止经济过热，什么防止重蹈大跃进、洋跃进覆辙等等，这都是“不是理由的理由”，欲说还休。

“吃饭靠财政，发展靠土地”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早已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批评多次，其利害关系不言而喻。然而，批评归批评，吃饭归吃饭，发展归发展，连中央官方语言也成了“不是理由的理由”。也许他们会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可以不讲道理，特别是对于农民可以不讲道理。

要说当今的农民有多痛有多愁，恐怕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农民们一家老小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种田吧，由于谷贱伤农，解决了温饱问题，却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更解决不了富裕问题。农民们弃田经商办实业吧，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很大距离。农民们将土地转租给种田专业户吧，但说不准有哪一天发生什么变故，结果弄得鸡飞蛋打。农民们发展养殖业吧，不是遭遇技术瓶颈，就是资金断裂，有的甚至血本无归。农民们外出打工混口饭吃吧，难以忍受无良老板的剥削与压迫，甚至屡屡发生无良老板致年青打工者累死害死事件。大多数农民愿意转让土地产权以换取燃眉之急，而多数农民在转让土地产权以后得到的补偿太少而不满意，“征地后遗症”遗患无穷。总之，种田时有痛有愁，不种田时亦有痛有愁，不出让土地时有痛有愁，出让土地时亦有痛有愁，似乎几乎所有痛痒忧愁全集中在农民兄弟的头顶上了。

令人大惑不解的蹊跷事很多，说出来也许许多人不相信。

如，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粮食种植面积有保证，粮食生产相对平稳地向前发展，集体的大型养殖的成功率也很高。而今，农民不种田而搁荒耕地的越来越多，在单季产量没有超过亩产1000斤的情况下，全村性、全乡性、全县全市性总产量10年来呈下降趋势；个人池塘养鱼、大量养鸡、养鸭事业也是失败者见多。我的叔姨父花5万多元在村头挖了个大鱼塘，结果连续3年亏损，不得不放弃承包鱼塘；我的叔舅舅，前几年养了300只鸭子，辛辛苦苦养殖了两年，却亏损了1000多元，去年春从我爸爸那里借了3000元养鸡，结果全部死光亏光。人民公社时期也有抢种抢收家庭承包制，那时候人们的生产责任心比现在强100倍，根本不存在人为的搁荒土地现象，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农民们爱种土地就种，不爱种土地的话，恐怕连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也管不着。

又比如，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企业的自然寿命长达二十多年的比比皆是，而今农村某些乌合之众的股份制企业平均寿命不到三年。陈某与郑某系同村组人，两人集资10余万元建预制板厂，陈得六股，郑得四股，生意红火，而陈说他因赌博输了70万元，要分红时，陈说他因赌博输了（公司款），连从银行贷款的4万元也无法偿还了，而郑某得了肾病全身浮肿需要大笔钱医治，因大股东输钱而直接导致他这个小股东财空人危。陈某甲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是叔侄四人，合伙开煤灰机制砖厂，据说投资共100万元，陈某甲是主股东。生意也很红火，产品供不应求。据说他赌博输了40多万元，后来拖欠工资10余万元，股份分红更无从谈起，好端端一个砖厂陷入停顿，他75岁高龄的妈妈瘫痪住院需大笔费用，他未能出钱资助。当然，农村人的三角债多得无法形容，许多人回家乡宁愿撒钱也不借钱。如我爸爸回家乡每过一个春节需撒钱10000多元，我也得撒3000多元。

最令农民们困惑不解的是，虽然物权法实施一年多了，但农村集体与个人的地权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如何保护集体与个人的权益问题，始终无法解决，特别是那些被征地了的小村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其中，有些觉醒些的村民能够争取一些部分利益回来，有的可能因主观客观原因而吃闷亏。Z村与J村被征土地之处，是H市新火车站的选址之内，每亩土地按照5000元来发放征地补偿，他们很不服气，去年与当地政府对簿公堂，结果是当地政府再给他们每亩地追加3000元了事。物权法没有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实际上偏袒了开发商的利益，而损害了农民们的利益。就算铁路、公路是属于“公共利益”范畴，而火车站决不属于此范畴之内（市场经济国家取此标准）。确切地说，火车站完全属于商业楼堂馆所之范畴，故征地补偿不适用于“公共利益”之类的低价经济补偿，而应当属于中价经济补偿才说得过去（市场经济国家取高于商业的高标准）。5000~8000元是2004年以前的铁路（公共利益）的老征地标准，不包括15年至30年的青苗费补偿在内。Z村与J村整体拆迁和全部土地被火车站方征收以后，两村200多户男女老少的工作、生活没有着落，有的外出打工挣几个零花钱，有的完全依靠摆地摊、开摩的拉客过日子，他们除了住房条件比以前好些以外，而实际困难比征地以前更大。今年春节期间，我发现有几名中年妇女与其他十几名中年男子一样，数九寒天朔风呼啸中在进出火车站的叉路口拉客，这些“骆驼祥子”比老舍笔下骆驼祥子的命运好不了多少。

物权法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式的规定，比较专门法为次，属于松驰型软规约。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严格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通知》（国土资发[2002]265号）和《关于落实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2007年4月4日）和国土资发[1999]第30号等专门法中，凡涉及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无论是一个意向者或者有两个以上意向者，都应当采取招标、拍卖和挂牌三类公开形式公开进行。物权法缺乏“挂牌”一说，有所谓的“划拨”一说。两种法的规口不统一，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会，可能会让无良开发商和无良官员钻空子，从而损害弱势农民群体的利益。

Y村的土地四至位于L乡的东侧和南侧，是少有的好地方。该村有60多户人家200多农业人口，出卖土地的怪事一宗接着一宗。近几年来卖了几次土地，先是有开发商来看了地盘，表示每亩二万多、三万多元愿意买，到后来一万多元、二万多元就低价卖出去。最吃亏的是，乡政府门口那片50多亩的良田，那片人民公社时期靠人海战役创造的人造平原良田，于去年夏天在无声无息中先斩后奏地被出卖了，而且单价仅二万一千元。有人说，那片良田，拍卖价格不低于7万元/亩。都说县官不如现管，天高皇帝远，农村的小村民们，连起码的话语权、知情权都没有，哪有参政议政权？哪有决策权？国家新规定，耕地的最低补偿价格是3.5万元/亩，青苗费补偿是15年，特殊情况下是30年，而村民到手的不过是1万元/亩，青苗费只有1千元/亩。以当地的粮食产出额计，光15年的青苗费补偿一项，应不低于3万元/亩。这个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60岁以上的男女村民在缴纳4000多元的养老保险费以后，去年领到了195元/月的农民养老金，今年已经涨到了250元/月。

L村的村庄紧靠L乡政府，屋宇毗连，有着独天得厚的好条件。乡政府所在地的大部分土地，原来就是该村庄的土地，征地工作从原区政府成立时一直持续到去年。在实施农地有偿转让政策之前，有过两段演变史：刚刚成立区政府时，是将没收该村地主、富农的土地直接收归国有建立政府机关的设施，安排部分农民进区食堂、卫生所、供销社和砖瓦厂、粮食局等企业事业单位做临时工，以及所有厕所的粪肥专供该村所有等，以此作为对于该村的软性补偿——财政支出的补偿和政治性荣誉补偿，这在当时是非常管用、非常实用，官方、村民都很满意。成立人民公社以后，在上述措施之下，明确了征哪个生产队的土地，就补偿哪个生产队，招工指标也落实在哪个生产队，虽然土地减少了，但生产队的总收入并未减少，还略有增加。实行土地有偿转让以来，村里的土地一出让，各路财神要求进贡，从组到行政村、乡、县等，各级都要扒去一层皮。村里土地卖光了，每人才分到1万多元，目前连农民的养老金都无着落。村里人到附近的私营企业打工，没有劳动合同，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四保一金”，加班费也少得可怜。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农民工，就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任由资本家榨取农民工血汗。当然，也有许多青年人不堪忍受，愤怒地罢工或辞职回家不干了。

C村也有我表亲，表哥告诉我，村里出让土地，小村民们绝对是赔本的，绝对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该村做得更绝，谁家承包的土地出让了，就补偿谁家的，大量荒地、田埂地、边尾地等的补偿费不知上哪儿去了，更不用说农民养老金那档子美事了。

表哥家的一个女婿，被一家劳动中介方介绍到一间塑料厂当工人，劳累过度兼中毒不幸死亡，去世时刚刚满30岁，后来以20万元的身价私了那场官司。我说，那为什么不通过诉诸法律来维权，他和表弟说，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旧社会是“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旧社会有腐败，新社会就没有腐败了吗？我想也是的，如今的官员腐败，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一个穷人与富人打官司，或者一个农民工与企业主对簿公堂，纵然有百般委屈和百个理由，仍然保不准到底是谁赢谁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3-2004年经济白皮书指出，现行的征地制度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征地范围过宽，很多征地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比如搞房地产；第二是对农民补偿过低；第三是对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现在采取“一脚踢”的办法，一次性给予补偿金之后就不再管了。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出现了所谓的“四无农民”，即“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告状无门”。因此，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加快步伐，在政策、体制、法律上加大力度，尽快制止侵犯农民权益现象。

然而，中央的三令五申，到底有多少人听得进去？为什么连那些九品小村官竟然充当了土皇帝的角色？那些全盘否定人民公社管理制度的人为什么不反省反省？那些将物权法吹嘘得一朵花儿似的人为什么不公开承认法律的缺陷？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言论为什么大行其道？为什么农民这么痛苦这么忧烦这么任人宰割？为什么？为什么？

答案在哪里？农民们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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