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
董宝瑞
今年10月，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作品集《雷妍小说散文集》，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雷妍的长女刘琤编选的《四十年代北京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自费编印成册后，问世的雷妍第二本作品选集。
雷妍，是从碣石山下的昌黎这块山雄水美的乡土走出的北京著名女作家刘植莲的常用笔名。她曾活跃在上世纪40年代的北平文坛，是一位不该遗忘的北平，乃至华北沦陷期的著名女作家。
1937年冬天，因家中有人出外参加抗日，遭到怀疑，刘植莲家在西四羊肉胡同西口的住宅遭到日军一次搜捕，刘植莲和二妹刘植兰也被带走，遭到审讯。她坚称父亲在老家种地，丈夫在南方铁路工作，自己是回家生孩子的，没有兄弟，才被放回。之后，留在北平的家人完全陷入沦陷区暗无天日的生活。缺乏经济来源，刘植莲只好靠借贷、典当，做些女红和到私人学馆任教，勉强维持留在北平的一家人的生活。她曾想找一个正式的学校执教，但她学的是英语，而沦陷区大多数学校已经改学日语，没有学校能够聘用她。被逼无奈，她试着写了一篇小说，投给一个叫《三六九》的杂志，居然被一下采用，并寄来了稿费。从此，她开始尽力发挥自己多年积攒的文学才能，拿起笔写出一篇又一篇小说，或是散文、诗歌等，去换取稿酬。稍有一些名声后，她的母校慕贞女中决定聘她作国文教师。在教书时，她异常敬业，赢得了“国文妈妈”的美誉。教书之余，她凭着“握紧了每一个清晨”在人间苦苦挣扎的坚强毅力，不懈地读书、写作，在北平、上海、东北和日本等地的各种报刊，用“雷妍”、“沙芙”、“芳田”、“刘萼”、“端木直”、“东方卉”、“田田”等笔名广泛发表作品。短短几年时间，她便成为北平沦陷区，乃至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坛与梅娘齐名的女作家。
刘植莲之所以能够在那一时期写出不少“为吃饭而艺术”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偶然的。她的父亲刘润春是文学底蕴深厚的有知之士，自幼就给了她一个比较单纯明朗、充满爱心的成长环境。他坚持让她在家乡和天津、北京等地最好的学校接受文化知识教育，使她在青少年时喜欢打球、讲演，学过钢琴、提琴、夏威夷吉他等不少乐器，也喜欢美术，收藏有多种难得的画册。上中学以后，她酷爱文学，喜欢英国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更喜欢出生于都柏林的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法国作家梅里美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为此，热情奔放、性格开朗的刘植莲，动笔后所写的文学作品大都文字优美、清新、生动，不少小说的写作笔法很像散文。从上世纪30年代末期起，她先后创作和发表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散文、诗歌、寓言等作品，并有中篇小说《良田》和文集《白马的骑者》、《奔流》、《少女湖》、《鹿鸣》、《凤凰》等，相继在1943年至1945年被艺术与生活出版社、华文书局、新民印书馆、马德增书店、文章书局、广智书局出版。在1944年出版《白马的骑者》时，她把在抗日战争爆发伊始就从北平到山西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弟弟刘植岩的诗歌《书怀》放在了前页，表达了自己对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亲人暗暗的怀念。
在那一时期，刘植莲以“雷妍”为主要笔名发表的小说作品，涉及面较宽，人物形象生动，并有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大多蕴涵着冲破生活重压的抗争精神。当时，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她既不情愿写美化日伪统治的作品，又不能写揭露敌人和对敌人进行反抗斗争的作品，还必须挣一些工资之外的余钱贴补家用，只好去写一些北方和南方乡村、城市以往日常生活的场景与故事。不能“为艺术而艺术”，也不能“为人生而艺术”，仅能“为吃饭而艺术”，是她当时精神上的最大苦恼。在《白马的骑者》的后记中，她曾经写道：“每当拖了满身心的疲倦，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总要经过北海和中南海交接处的大桥……一种奇异的念头袭击着心胸想跳下去，任这梦般的湖水冲洗浸渍着焦灼饥渴的灵魂。”即便自己的心情苦闷至此，她在用自己的作品揭示人们苦难的生存环境和勾画比较艰辛的人生道路时，却都在尽力昭示人性的美德与不泯的抗争精神，以使现实生活中的重压在文学的梦幻天地里得到化解与宣泄。在日伪统治时期与上海的张爱玲同样出名的北平女作家梅娘，在为刘琤自费编印的《四十年代北京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写代序《往事依依》时，深情地回忆说，“领受过西方文学精华，浸淫着祖国璀璨文化”、“出污泥而不染、傲然挺立”的雷妍，在日伪统治北平时期，“避开强敌压顶的尴尬态势，只说家长里短，只说生活常情”，“燃起了微光的希望之烛”；她在那时“用无尽的柔情，只讲身边琐事，为暗如磐石的祖国、暗如磐石的家乡，送致了赤子的赤情”。梅娘认为，最能体现雷妍的思想与风格的作品，是她的短篇小说《彭其栋万岁》。《彭其栋万岁》讲述的都市穷大学生彭其栋“行为不端”的故事。那时一直靠奖学金才读到大学三年级的彭其栋，为同学中的富家女儿章小姐所吸引。在遭受章小姐种种歧与诬蔑，并迫使学校行政当局“停发彭其栋的奖学金”以后，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拦住不可一世的章小姐，用淋漓尽致的自白质问了她一通，并当众用灼热的双唇阻止她的喊叫，疯狂地亲吻了她。他最后对惊慌失措的章小姐说：“去吧！你用眼泪去洗你的耻辱吧！你叫一个穷小子亲吻过了，一个穿破汗衫的穷小子抱着个贵族小姐！笑话，太不成体统，请原惊我。”被雷妍认为可喊“万岁”的彭其栋这纯朴透明的抗挣，无疑是向社会袒开自己的心扉，是在对社会不公进行大声控告，他要的是人的尊严与人的地位。这篇小说，分明是在礼赞一种中华民族的神魂绝不在不公、耻辱中低头，不在富贵中求媚的顽强精神。当时，年轻的知识女性雷妍就是用这样的笔法，“在殖民地万马齐喑的精神状态中，既避开了政治上的审查，也宣扬了庶民的心愿”，“表现了自我，也点染了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情思”。此外，以写形形色色的情爱悲喜剧著称、勇于为女人命运申诉的雷妍，当时创作的小说有不少是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记述青年妇女的感情遭际的。其中有乡村多病男孩的童养媳的故事，有被大商人买回乡里的良家妇女，有被丈夫遗弃的职业妇女，有因穷困不得不嫁给奸商做小老婆终于精神失常的小家碧玉，等等。这样的作品大都是写的纯洁善良，又生得俊美姣好的青年女子感情不幸的故事。她写的这些内容的作品，也都文笔清新，字面优美，带着的是春天的温馨与无限的哀怨，很受当时一些读者的好评。
难能可贵的是，雷妍那时身居故都北平，却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昌黎这块沃土。老家昌黎的乡亲到北平看病找她，她从不嫌弃，省下嘴里吃的也让他们住下吃饱，有的乡亲甚至住上几个月小半年，她也从无怨言。她的幼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昌黎老家的乡间度过的，尽管因年纪小，她并未参加过多少农田劳动，但两河庄的一切，母亲的姥家十里铺村北的大山，那一带山间的葡萄园、悬崖上流下的瀑布等，以及有声有色的野台子戏，等等，都给她留下了温馨而深刻的记忆。她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从事写作以后，写了不少以家乡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她的短篇小说《山洪》、《前路》、《白马的骑者》、《狮子坡》、《越岭而去》、《少女湖》、《凤凰》等和中篇小说《良田》，写的都是家乡两河庄，或碣石山中如今的“葡萄沟”一带的“条子玉”（条子峪）、“凤凰嘴”（凤凰山），和十里铺、五里营等村附近的“狮子坡”、“石佛洞”等大山里的人与事，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性格鲜明的女人形象，令人读来异常亲切。其中1943年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单行本《良田》，记述的“两河庄”扛活出身的庄稼人“何大”与寡居的东家“林大奶奶”无形的情感纠葛与不同的生活命运，描绘出的是一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年间昌黎乡村比较通常的生活画卷（其中写到1933年秋天昌黎在遭受日本侵略，变成所谓的“非武装区”之后发生的一场“匪患”）。这篇中篇小说，被当时的评论界判定为可与赛珍珠的《大地》比并的文学作品，《大地》只写了当时中国农民的愚昧与悲惨，而《良田》却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民在悲惨命运中可看到的希望。她的《凤凰》，讲述的是家乡一个女民间艺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雷妍对当时家乡一些村落存在的敢于“破格”的“另类”妇女充满了怜惜与同情，甚至礼赞。如《良田》中的“一枝花”，《山洪》中的“黑云子”、“小花牛”，《白马的骑者》中的“小白鹿”等，人物性格均比较鲜明，富有可贵的与命运抗挣的精神。当时，她在写都市人物时，文笔秀丽疏朗，满含抒情意蕴；而在写乡村故事时，则多用白描手法，文风质朴，与乡野环境吻合和谐。她那不事渲染的文字简约、准确，且充满张力，耐人咀嚼。
1943年，刘植莲在丈夫于南方逃难路上有了“外遇”以后，离婚与初恋情人于逢源重新组成家庭。由于饱受包办婚姻之害的于逢源必须担负父母、前妻和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增无减，使她的心情依然十分压抑。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赶上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生活状况依然无法改善。时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她最喜欢的弟弟刘植岩从解放区回到京城，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政务院参事，这使她异常高兴。她满心高兴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自己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要求参加土改，希望重新认识人生，用新观点写出她想写的东西。她参加了北京市大众文学研究会，成为《在北京文学工作者宣言》的145位签名者之一。在梅娘和赵树理等人关心和帮助下，她在《大众文艺》、《说说唱唱》等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人勤地不懒》、《新生的一代》和中篇小说《小力笨》等新的文学作品，并写出一些支援抗美援朝的小说和剧本。其中缘于她的一次回乡探望祖父之行的《人勤地不懒》，取材的又是家乡两河村的新的生活情景；以新笔名“崔兰波”分两期在1950年第5、6期《说说唱唱》发表的记述北京工人解放前后不同生活境遇的中篇小说《小力笨》，于1950年8月被工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是她开始转向写新人物的成功之作，也是她表现新时代的适时之作。可惜，就在她走上新的文学创作道路之际，致命的癌症夺走了她的生命。1951年12月，她在讲课时忽然失音，被发现喉癌后又转成胃癌、淋巴癌。1952年6月，以“雷妍”曾经蜚声沦陷区时期北平文坛多年的刘植莲，带着一个新的梦想去世，年仅42岁。
雷妍在去世前的那年春天，以已经参军到抗美援朝前线的大女儿刘琤的口吻，用笔名“田虹”写出副标题为《一个中学生的笔记》的自传体小说《我是幸福的》，追述了自己多年苦难的生活经历，表达了迎来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心情。在小说结尾处，她满怀激情地自语：“最敬爱的毛主席，我是幸福的！！！我一定在您的旗帜下，为更多人的幸福而奋斗！！！”这当是“走得太仓促”的雷妍留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后心音。
写在后面：
今年秋天，与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的谭宗远先生取得联系，他给我寄来了雷妍的长女刘琤自费编印的《四十年代北京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并告知了刘琤的联系电话。10月底，我去北京参加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刘琤通过电话进行了联系。不久，刘琤给我寄来了中国海关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作品集《雷妍小说散文集》。11月24日，我写出介绍雷妍的文章，请刘琤修正，几经修改，到27日基本定稿。文章寄出后，已经在12月5日出版的秦皇岛日报《新周刊》发表。
雷妍，是从碣石山下的昌黎这块山雄水美的乡土走出的北京著名女作家刘植莲的常用笔名。她曾活跃在上世纪40年代的北平文坛，是一位不该遗忘的北平沦陷期的著名女作家，也是昌黎人的一个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