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妍女儿刘琤写的回忆母亲文章
董宝瑞
今天，转贴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的大女儿刘琤满怀深情写的《我的母亲雷妍》。这篇文章，被刘琤放在了她在2006年自费编印的《北京四十年代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的正文后面，算作附录。
一个多月来，我与刘琤女士已经通过多次电话，但迄今仅闻其声，未见其面。她今年已经75岁了，近几年一直在致力寻找她的母亲的遗作，以让更多的人了解雷妍，理解雷妍，不断推动雷妍文学创作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我很理解她，她是一个深深怀念自己母亲的人。
昨天，笔者在“昌黎·碣阳书斋”贴出《北平沦陷期著名昌黎籍女作家雷妍》，即被刘琤女士读到。她用手机给我发来两则短信，表达了她的喜悦心情，并希望我把发表《北平沦陷期著名女作家雷妍》的那期秦皇岛日报《新周刊》尽快寄去，以给雷妍的小妹、她的三姨，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刘植荃老人一阅。
刘琤的文章：
我的母亲雷妍
刘 琤
终日雨帘纤
遥望云天
申江不似北方寒
篱畔冬青犹作态
绿叶婵娟
腊向客中残
惆怅难言
一家五处盼团圆
今夜梦魂何处去
迢递关山
——录自外祖父《浪淘沙·感怀》
这首词是外祖父杭日战争初期离北平随机关南迁，途经上海时抒发情怀所作。当时母亲的家便是如此。她的祖父母在昌黎老家，她的母亲、外祖母、大妹及女儿在北平，小妹和弟弟去山西参加杭日，她的丈夫在湖南衡阳，她的父亲在远赴云南的途中。亲人分在五处，何时团聚不得而知。我的母亲刘植莲（笔名雷妍）毅然肩负养家重担，是个对家人充满爱心与责任感的人。要知道，一个女人在日伪的刺刀下，肩负一家六口人的生存重任，有多艰难！但在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母亲仍把很多的爱给了我们。
七七事变时我刚满三周岁，妹妹不过一百天。在我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是霸道刁蛮的汉奸及凶狠异常的日本鬼子。上学的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岗哨，经过日军的妓院，绕过可怕的狼狗，小心翼翼地走到学校去。到了学校，进门先要背诵大东亚治安条例，向孔子像敬礼，才可以进校门。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充满恐惧与压抑。但是回到家中，迎接我们的是母亲慈爱的笑脸，她把我们拥入怀中讲故事，真是温暖极了。她讲岳飞，讲杨家将、孙悟空，也讲《苦儿流浪记》《快乐王子》《简爱》《雾都孤儿》……。故事让们忘掉白天的压抑与恐惧，生活在温暖中。
母亲的爱心来自早年的成长环境。外祖父是文学底蕴深厚的知识分子，由于毕业于大清银行专修科，他早年一直在银行界工作，但他对文学的深爱及正直的性格给母亲以深刻影响。虽然外祖父与外祖母是包办婚姻，但因外祖父的岳母卖地供他读书，他很尊重妇女。在那一方面军阀混战，一方面纸醉金迷的动乱年代，一个大银行经理不娶妾，没有外家，与全家人一起恬静地生活，是很不容易的。这给母亲一个非常单纯明朗、充满爱心的成长环境。外祖父对儿女教育十分重视，尽全力培养他们。母亲在未离开昌黎老家前，在美国维斯理教会开办的桂（贵）贞小学读书。外祖父把全家接出昌黎后，在天津读小学，以后又到北京慕贞女中（也是美国维斯理教会学校）读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北平大学的前身是清末开办的京都大学堂，设有文理学院、法学院等，后来与北京大学合并）。应该说西方文化教育、生活方式及文学作品对母亲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朗读勃朗宁的诗给我们听。在家中小院的葡萄架下、茉莉花前，诗中所洋溢出的气氛，让我们能感受到母亲对美的向往。母亲喜欢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更喜欢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梅里美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小说，她总是把这些小说故事化地讲给我们听。二姨是辅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有时她们姐妹在一起分析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出场及故事的发展。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也听得津津有味，并被家中的文学气氛深深感染。母亲年轻时喜欢打球、讲演，学过许多乐器（钢琴、提琴、夏威夷吉他），喜欢美术，珍藏过多种难得的画册。总之，她是一个热情奔放、性格开朗的人。这与她有一个家境比较富裕，家庭关系单纯又充满爱心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她根本不了解大宅门里那种复杂的人物关系、变态的爱与恨。因此，她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相对简单，故事的矛盾冲突比较薄弱。但她写中学女生生活真是活灵活现，如《一夕》，把新年同乐会前在一起看道具的女孩子们写得极为生动。她的作品文字优美、清新、生动，有些情节简单的作品很像散文。
母亲幼少年时期是在昌黎老家的乡间度过的。那时外祖父在外工作，老家的成员有母亲的祖父刘冠儒、祖母、姑姑、她的母亲及大妹妹。刘冠儒是把农业的好手，一度曾有过较多的庄田，最富时有两辆大车，雇着长工、短工，还盖了大院落，并请人为他的堂屋起名叫“庆丰堂”。但不管日子过得多好，他始终直接参加农业劳动，也不准家人识闲，全家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母亲年纪小没有更多参加劳动，但昌黎的大山、山间的果园、瀑布和有声有色的野台子戏，都给她留下了温馨的记忆。她写了不少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如中篇小说《良田》、短篇小说《白马的骑者》《狮子坡》《越岭而去》《少女湖》等。母亲在青少年时期许多愿望大都能得到满足，如买乐器、学钢琴、学提琴、学夏威夷吉他。外祖父那时虽是大银行经理，却不知为何始终未买房，总是租房住，但对儿女想学什么却从不吝惜。母亲在青少年时期得到家中很多的爱，所以她对别人也充满爱心。她在家中是大姐，常组织弟妹一起听音乐、唱合唱、看画册或讨论文学作品。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老家的乡亲到北京看病，她也从不嫌弃，省下嘴里吃的也让他们住下吃饱。有的甚至住上几个月小半年，也没听她说过厌烦的话。
母亲遇到的第一个打击是来自爱情的。她就读的慕贞中学是女中，该教会的男中是汇文中学，那时常有团契活动（团契是教会的青年组织），她在活动中认识了第一个男友于逢源，当时爱得死去活来。谁知于逢源在大二的暑假前期末考试刚完，突然接到他母亲病危的加急电报。他当然很着急，但尽管知此，还不忘从燕大到朝阳门（当时北平学女子文理学院所在地）向我母亲告别。那时西直门外都是农田，海淀区这边没有任何公共交通，要骑毛驴、步行、坐人力车，相当艰难地到平大找我母亲，并信誓旦旦地说，回到老家就来信。于先生也万没想到“母亲病危”竟然是个大骗局，家中哪有病危的母亲，而是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喜气洋洋地等他拜天地当新郎。他大约也气愤填膺，但面对来自他母亲的威逼利诱一筹莫展（娶妻后可以另娶小，不娶便不供上大学），最后屈从成婚。秋凉回北平上学后，他无颜面对深爱他的人，却不正面说明而是采取了回避的办法。致使我母亲长时间不明就里，多方托人打听才把事情弄明白。她自然是又气愤又伤心，内心所受创伤之深可想而知。
以母亲的资质与家境完全可以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夫婿，更何况求婚者很多。可她仍然看中感情。有一天母亲去西单办事，遇到小学时好友的哥哥（我的父亲李恩岳），她那一腔无法向家人倾诉的苦水便全部吐露给我父亲，终于恋爱结婚。
我的祖父李紫垣早年曾在金陵女大教数学，后来在胶济铁路工作。我的父亲是山东滩坊人，毕业于北平的平民大学经济系，当时在粤汉铁路工作。婚后母亲随父亲去衡阳。南方潮湿阴雨的天气、不合口味的饭菜、听不懂的地方话、父亲经常在外面应酬难以回家，都使母亲很不适应。她总是怀念北平，怀念娘家人，怀念少女时代，第二次怀孕后无论如何坚持回北平生育。1937年初，父亲携我护送母亲回北平娘家，小住之后父亲便赶回衡阳上班。
抗战爆发不久，日寇占领山东。我伯父全家扶祖母弃家南逃，先到武汉找我父亲（当时在汉。铁路局工作）。武汉失守，铁路上发点补助费让大家逃往贵州集合。于是父亲也参加了这支逃难大军，扶祖母继续南逃。但祖母不适应逃难生活，病死岳阳。父亲哀伤地葬下祖母，便又去追赶逃难的人流。没承想逃往贵州的路上，伯父母及堂兄堂姐均被日军飞机炸死。面对众多亲人的突然死亡，父亲痛不欲生。妻女远在北方，平时吃不上饭，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敌人追赶，父亲的心境可想而知！这时有个铁路职工的孀妇对父亲百般照顾，于是产生了感情。我四姑知道后指责父亲，写信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十分气愤，开始还写信质问父亲，由于战争的发展，后来书信也不通了，事情只好搁置起来。
1942年母亲偷闲去逛东安市场，巧遇从唐山来北京出差的于逢源先生。分手十年感慨万千，于先生的包办婚姻无幸福可谈，母亲肩负一家六口人的生存重担，又碰上父亲的婚外情，自然使他们谈也谈不完。这次重逢使他们决心分头离婚而后结婚。母亲的离婚较顺利，于先生则遇到重重阻力，最后以给父母、前妻、四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都不能少、前妻离婚不离家的苛刻条件离成了婚。1943年二人正式结婚，在北平重组家庭。但我母亲的经济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何况他们以后又生了我两个弟弟。
母亲的写作一方面由于她挚爱文学，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回避残酷压抑的现实生活，沉入自己对美的追求中；另一方面则是生活所迫。1937年初母亲从衡阳回北平生妹妹，刚过一百天，七七事变爆发。父亲托人带钱回来，意欲我们去衡阳。但战乱中一个年轻女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千里寻夫，太困难了。这时我的舅父与三姨要去山西参加抗日（舅父已是共产党员，三姨也是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员）。外祖父也要随机关南迁（此时外祖父已离开银行界在北平研究院〔解放后划归中国科学院〕工作）。家中为他们的远行凑钱，父亲带来的钱自然也就凑进去了。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家中没了男人，生活是很艰难的。开始外祖父和父亲都寄钱来，但随着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日军长驱直入，交通线被割断了，他们在后方的日子也非常艰难，甚至朝不保夕。钱寄不到了，一家人的生活愈加艰难。
1937年初冬，一天夜里，母亲正给妹妹喂奶，我也倚在母亲身旁听大人聊天，突然大门被砸得山响，并终于被推倒，一队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我们的小院，把我们集中在小小的堂屋看守，其余的日军在各屋里乱挑乱刺，把锅碗瓢盆、被卧褥子扔了一地。原来有人指证我们说这家男人抗日去了，才有这个搜捕。最后把母亲、二姨带去审讯。母亲一口咬定外祖父在家务农，丈夫在南方铁路上工作，自己是回娘家生孩子的，没有兄弟。这样折腾了一宿，没问出什么来才把人放回来。她们回来后把外祖父和舅舅的日记诗稿统统烧了。外祖父的旧体诗及舅舅的新诗（他在《新诗》上以上官橘、赵橘的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全部化为灰烬，很是可惜。
遭日军搜捕后，我家完全陷入沦陷区暗无天日的生活，没有经济来源，存粮也快吃完了。看着外祖母发愁的面容，母亲只好去借货。借贷的对象当然是外祖父当年的老朋友，这些老朋友中有的自己也很困难，有的做了联合准备银行（日伪在华北地区开设的银行）的首脑，不免在借给钱的同时发表一些对我家情况不以为然的看法，多借还要看脸色或根本借不到。不得已，母亲开始典当，又做女红，去中原公司卖童装。也想找个教书的工作，但母亲学的是英语，敌伪时期各学校都停掉英语课改为日语，所以没有学校聘她。挣扎之余她想英语派不上用场，不如在文学上试试，便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当时一个叫《三六九》的杂志，居然被采用并寄来了稿费。这点稿费立刻由二姨买了玉米面填进我们一家六口人的肚子。从此母亲拿起笔来，写了一篇又一篇。稍有名声之后，她的母校慕贞女中决定聘她作国文教师。可惜那时我年纪小，至今也没弄清楚哪个是她第一篇小说。
母亲很敬业，备课认真，朗读课文绘声绘色，辅导学生不遗余力，对有才华的学生还组织她们搞些文学的聚会。她每周要批改一百多篇作文（教三个班），为她们写下细致恳切的意见，以至在学校里赢得“国文妈妈”的美誉。我有时奇怪，妈妈一周教二十几堂课，批改那么多的作文与试卷，周日还要洗我们娘儿仨的脏衣服，入冬还要和二姨一起租借排子车拉冬季取暖的无烟煤，她是用怎样的毅力写出了上百篇的小说啊！妈妈常说她是“为吃饭而艺术”，在她心目中第一类作家是“为艺术而艺术”，第二类作家是“为人生而艺术”。可她是“为吃饭而艺术”。这也许是她从来不存留自己作品的原因吧！她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从未见她剪贴存留，甚至她的小说集也从未认真保存过，以至她死后我们想寻找她的作品做个纪念都难上加难。所幸我还留下她四本小说集：《良田》《奔流》《鹿鸣》和《白马的骑者》，另外一本《少女湖》也没有留下。我那四本书也已经是破破烂烂的了，还有我们小时候在上面乱写乱画的痕迹。大约在内心深处她并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在敌人的刺刀统治下，她既不情愿写美化敌人的作品，又不能写揭露反抗敌人的作品，又必须挣些工资之外的余钱贴补家用，只好不得已而为之——试想母亲每早上班怕迟到，坐有轨电车从西四到崇文门的学校，但下班从来都是步行十多里地，从崇文门走回西四羊肉胡同西口的家中。可见她是穷得多么无奈，在《白马的骑者》后记中她写道：“每当拖了满身心的疲倦，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总要经过北海和中南海交接处的大桥……一种奇异的念头袭击着心胸想跳下去，任这梦般的湖水冲洗浸渍着焦灼饥渴的灵魂。”她内心的苦恼可想而知。
母亲的小说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写的多是青年妇女的感情遭际，有乡村多病男孩的童养媳的故事，有被大商人买回乡里的良家妇女，有被丈夫遗弃的职业妇女，有因穷困不得不嫁给奸商做小老婆终于精神失常的小家碧玉。都是纯洁善良又生得俊美姣好的青年女子感情不幸的故事。她的文笔清新，字面优美，带着春天的温馨与无限的哀怨，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好评。也许是因为在极度残酷压抑和恐怖的社会环境下，能给人们带来些许他们非常需要的美感、善良与温馨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吧！
解放后从1949到1951年，是她心情最舒畅的岁月，她最喜欢的弟弟从解放区回北京工作，分散十几年的家终于团聚。教师工资稳定了，有朋友给继父也找些为小人书写文字解说的工作，可贴补家用。母亲满心高兴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自己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要求参加土改，希望重新认识人生，用新观点写出她想写的东西。在一些刊物上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如《人勤地不懒》《小力笨》等，也写过一些支援抗美援朝的小说和剧本，发表在《大众文艺》《说说唱唱》等杂志上。虽然反映还好，但终因时间尚短，后来又重病在身，并未达到自己所期望的高度。
1951年底母亲讲课忽然失音，发现喉癌，后转成胃癌、淋巴癌，在仅仅四十二岁的年华，带着未完成的梦想去世了。她死后慕贞吊唁的学生从我家门口一直排满了长长的胡同。继父领着三岁多的大弟弟，怀抱不满周岁的小弟弟在门口向大家致谢。那年妹妹十五岁，正读初三；我十七岁，在朝鲜战场上。亲人们怕影响我情绪，一直没告诉我这个悲痛的消息。直到半年多以后组织才通知我。没想到1951年夏季我们唱着《共青团员之歌》离北京赴朝前，母亲赶到前门火车站在月台上向我挥手，竟然就是诀别。几十年来，母亲穿着朴素的蓝大褂向我挥手的画面还时常进入我的梦中。
母亲生前写了大量小说，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并有小说六集：
1.《良田》，艺术与生活出版社第一版，华文书局第二版。
2.《白马的骑者》，新民印书馆出版。
3.《奔流》，马德增书店出版。
4.《少女湖》，马德增书店出版。
5.《鹿鸣》，文章书局出版。
6.《凤凰》，广智书局出版。
我所知道的母亲笔名有：雷妍、芳田、刘萼、端木直、东方卉、田田。
毋亲本名刘植莲，河北省昌黎县人，生于1910年4月，卒于195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