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两岸文艺界，能够贯通于文学、美学、艺术、绘画等领域，并仍有公众影响力的大家屈指可数，蒋勋无疑是其中一位。在台湾，他的一节演讲总是座无虚席，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称蒋勋为“台北风流人物”，他也是林青霞“唯一的偶像”，林青霞曾多次专程飞到台湾，只为听一节蒋勋的课。

    华人世界要把孤独感找回来

    南方都市报：《孤独六讲》来源于你的演讲，当时你为什么感到需要给大众进行这种教育呢？

    蒋勋：1988年台湾解严，党禁开放，报禁开放，民众都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渴望，但你会觉得一下子整个社会都跟不上。就像过去，有命令我就服从。可是今天突然没有长官了，你自由了，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因为你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要往哪里去，如何去建立你自己的纪律，这个特别难。很多人甚至宁可退回去。他说蒋经国的时代挺好的，社会很有秩序，没有人整天在街头闹来闹去的，立法院也不会打架。可是我觉得你从一个外在压力的秩序里解放出来，本来就会经过这个阶段。今天台湾很乱，每个人都在发言，可是他慢慢会找到一个秩序，这个才是真秩序。那个上面命令你讲的话，压的秩序，是假的。社会从一个命令和服从的秩序里，向个人自由的社会转型，大量需要思想解放的议题。所以我就作了六场演讲，从情欲孤独、伦理孤独、革命孤独、暴力孤独、语言孤独和思维的孤独六个角度来谈。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选择“孤独”作为突破口？

    蒋勋：“孤独”在汉字里面是很负面的意思。但在西方的文字里，孤独的字根sol原义是太阳，其实意思是说你是宇宙之间唯一的，你是不可取代的。但在儒家社会里恰好缺少这个部分。我当时演讲中引起很大反弹的，就是我说母爱有时候是一种暴力，很多妈妈写信骂我。我想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想写一点诗，思考一点问题，我妈妈十分钟敲一次门。她就是怕我一个人在房间不知道干嘛，她对那个孤独很恐惧，她觉得一群人才安全。我们常常说，儒家伦理下人情味很浓，可是我不以为然。我跟我妈说，你们家庭聚会我都不要去，几十个人，叔叔婶婶，表哥表舅，可是在大聚会里大家都言不及义，所有人跟人都是在表层里面做礼貌的应酬，碰触不到很内心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大的阻碍，要让个体独立出来，个体要有独立的思考。

    在庄子哲学里其实是有孤独的，他常常说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后来发展到像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但儒家太在意人跟人的关系，这个孤独感在华人世界应该重新找回来，才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我。

    南方都市报：你在讲孤独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自我的完整？

    蒋勋：我想说，这个文化走向21世纪很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必须回来做自己，就是寻找孤独感。我不见得一定要反叛这个传统，而是说，这个伦理在21世纪必须受到一些撞击，如果它够牢固，撞击后重整，那才比较健康。你在台湾会发现，跟一个我这个年龄段人聊天，每个人都好委屈。上大学，选的是父亲定的专业，跟妈妈看好的女孩子结婚，回想起来全部是妥协，委屈。我跟母亲说，我生下来你就把脐带剪断，这样我才是一个独立的人。可是到了今天，那个脐带还在。甚至我已经50岁了，当了系主任，我妈妈还跟邻居聊天，讲我小时候尿床之类。

    我们的文化被捆绑得太厉害了

    南方都市报：你特别看重情欲孤独这一章？

    蒋勋：所有的伦理秩序里面，第一个框架你的就是情欲。如果在儒家的教育中长大，你会觉得追求情欲是一种罪恶。我也谈到，情欲是非常荒凉，当把一个肉体抱得最紧的时候是最孤独的时刻，因为没有办法完全跟那个身体在一起。人本质上极其孤独。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感觉深处的东西找出来，找出来才会是一个诚实的自我。否则的话，你会觉得没有触觉到感觉的底层。张爱玲也写过，如果一个女人早上五点钟不起床将窗帘打开，别人就觉得她一定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的文化里有一个集体偷窥，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不敢触碰，对他人的身体却充满偷窥的欲望。觉得是合理的，可是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体。我们身体里面有荒凉、寂寞、孤独的东西，我们不敢触碰。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是在儒家的教育中长大的，是到巴黎留学的经历使你产生反叛么？

    蒋勋：我是从对书法的质疑开始的，因为五六岁被父亲逼在那个地方写“九成宫”，父亲每天让我写三篇大楷一篇小楷，很烦的。我们小时候犯了错，要跪着背《论语》。后来要到法国去，我在飞机上都想把护照撕掉，我就想再也不要回到这个系统了。

    刚去法国的时候很惊讶，那是1972年到1976年，接着1968年的学运尾声。学校里整天罢课。我发现他们在跟教授谈判，法文里原来称教授要用vous，就是阁下。如果把老师称为阁下，后面的文法全部不一样，全用敬语。他们说能不能从现在开始用tu，就是你，后面的文法就是平等的。学生说，全用敬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思考。

    我这才想到，小时候不能叫我爸爸“你”，否则会被打一顿，必须叫爸爸。因此在爸爸面前我没有办法思考，很多部分就自动过滤了。我的语言必须修饰到一个非常体面的程度跟他说话。所以1968年罗兰·巴尔特提出来要从文字和语言的改革，去改造这个社会，否则外在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是假的。所以那四年在巴黎，我受到很多的撞击，重新去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做革命。

    南方都市报：你的结论，什么是“革命”？

    蒋勋：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手抄鲁迅的《药》，那时觉得革命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所以到巴黎，同学约我去革命游行，我很紧张。结果他说你觉得我穿哪件衣服去游行好，在那里选。我才发现，经过法国大革命200年来，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已经不一样了。我适当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这可能就是革命，不是严重到要抛头颅洒热血。甚至后来革命就有点像嘉年华会，法国每年到五月一定会有罢工罢课，一定会跑到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都很好玩。

    革命不见得一定要呼天抢地，革命的一方和被革命的一方都不必那么紧张，但我相信那要到社会足够成熟。我们从小读《正气歌》，学岳飞文天祥。看到所有的悲剧都是为一个伟大的祖国牺牲这个事情。但读到一首诗：祖国，有人为他丢了性命，有人为他发表演说。你忽然发现祖国变成一个荒谬的概念。母爱、祖国这种伟大的概念，它都是两面的，它可以真诚到让你感动到痛哭流涕，它也可以虚伪到完全是作假。所以其实《孤独六讲》我是希望去破这个结。让这个文化里很多假象的伟大符号，我们能够不那么被它捆绑住。我们的文化里被它捆绑得太厉害了，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思考。

    经典必须重新被解读，重新注解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些年来社会有进步吗？

    蒋勋：我觉得有。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所有思想的解放，比社会的革命要更缓慢，辛亥革命可能是一夕间，但思想的解放恐怕要上百年。因为它是反复的，又进又退，总的来讲大方向不至于太过倒退。有时候我看《百家讲坛》会觉得，哎，退到三十年代以前去了。其实我很看重一个人———邱妙津。她26岁在巴黎读博士时自杀。她是女同性恋，她内心对于同性恋这个事情始终无法过关，所以在巨大的心理纠缠和痛苦里自杀，留下《蒙马特遗书》、《鳄鱼手记》，大胆写她自己的身体欲望。其实她是另一个形态的文天祥：如果有个东西要对抗，我们觉得很难，有些东西是你这个时代里大家都过不了关的东西该怎么办？她是我认为进步的一个标志。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讲到《百家讲坛》，你对它怎么评价的？

    蒋勋：每次来大陆，我在饭店里都看。因为这些经典都是我很敬重的，可是我觉得我跟这些经典有一种拉扯的关系。比如《论语》有一段，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这个小孩子就跑到法院告他爸爸。孔子就很不以为然，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说这个小孩子不对。这是现代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可是随着年龄渐长，我发现孔子是了不起的，这里的“隐”其实是隐恶扬善，因为他觉得如果都是父子相告，全是官司，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社会。儿子也许可以提醒爸爸这个事情不能做，或者和爸爸商量一起把羊还回去。那个“隐”其实非常委婉细致。

    我觉得经典活了两千年，必须重新被解读，重新注解，我们需要21世纪的注解。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那我拿到哈佛的奖学金，我要不要走？经典之为经典，就是要你去挑衅它的，需要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生命行为去印证。

    目前我看到《百家讲坛》的传述是远不如三十年代的，整体上是个倒退。三十年代许许多多的人，像顾颉刚、鲁迅等人对历史的解读，都比我们更精彩。我们怎么看国家的道德，民族的道德，如果真是一种道德，这个道德是否经得起考验，这些话如果跟《百家讲坛》的人讲，他们肯定会觉得挺害怕的。那个真正的道德感绝对不是这么简单讲出来的东西，每一条讲出来大概都会心痛的。但这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读原典，所以需要这个过渡。可接下来的问题不是读原典，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原典。我期待下一波的《百家讲坛》不是把经典当成是表层浅薄的东西来看，而是可以跟它对话，深层的对话，而且举出很多现代的实例，来印证生活里周遭的很多事件。

    能够冷静地审视欲望，才是启蒙运动的开始

    南方都市报：《汉字之美》里你完全是在赞美传统汉字文化。

    蒋勋：我觉得这两本书之间存在一个矛盾，我一方面感觉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非常动人的东西，非常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我觉得年青一代应该孤独地去背叛这个大传统，如果不背叛过，他其实对这个大传统敬意是不够的。如果这个文化真的够成熟，它应该鼓励每个个体的生命可以出走，也可以背叛它。我自己很喜欢胡兰成老师，其实他一直在讲浪子。我想浪子的意思你自己必须从大文化里面流浪出去，亦步亦趋的尊敬反而会灭了这个文化。

    南方都市报：你曾经说，台湾的文化像是南朝的文化？

    蒋勋：其实我有很复杂的感触。我常常提到，我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很少注意东晋、南唐、南宋这些偏安的朝代，它们在政权上是失败的。但也许因为这个失败会让人看到一些比政权更重要的东西。我们看到王羲之是借书法建立自己另外的信仰。他常常在信里说“奈何”，可是在无可奈何的感伤颓废里他相信有一个大的文化的东西，可以度过这个信仰消失的时代。

    我那时候问胡兰成怎么会跟汪精卫合作，胡老师跟我讲，你知道那时候有多少政府吗？你不知道什么叫打天下吗？他说打天下也就是三分闲情。其实我们很幸运，我们刚好在政权失败的平安的地方有机会去散漫跟颓废。而政权在这样一个文化面前，还是有一种尊敬。比如《汉字书法之美》也提到，天下最强大的大唐帝国唐太宗，看到王羲之任何一个小纸片都珍惜。南朝的文人在大战乱之后，用汉字的信仰传承的一个精神，而那个东西竟然是可以对抗朝代兴亡、可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曾说你要写一部批判自己的自传？

    蒋勋：卢梭的《忏悔录》，讲自己一生中有多少次偷窃、杀人的欲望，败德的欲望，这么诚实解剖自己，才是整个启蒙运动中最动人的东西。整个华人社会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个结不解开，这个文化真的没有办法再往前多走一步，因为天地君亲师都在我们身上。牢不可破的鬼魅影子，几乎让你无法思考。我已经在写这个传记，但要很审慎。因为我回头看觉得好像有些作假，有些夸张，是不自觉的。所以说思想解放谈何容易。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农村，厕所墙上有洞用卫生纸堵住，我就拿掉纸往女厕所偷看。解剖人性不从自我开始是不真实的。我觉得如果我对这个文化还有一点贡献，大概是我可以把真实的自我讲出来。这里面多少被过滤了，你认为那个偷看的人不是我。可他真的就是“我”。一个成熟的启蒙运动一定要把这个“我”找到，我期待两岸都有这个启蒙运动，对自己所有的贪婪、欲望能够冷静地去审视它，才是启蒙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