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也许是行将告别我们的2009年里最容易激起世人感怀的一个词。

    在这一整年里，我们告别了太多的宗师级人物。他们中有一代学术巨匠季羡林、任继愈，有近代史大家唐德刚，有新中国自然科学的标杆钱学森，有翻译界泰斗杨宪益、杨乐云，有家喻户晓的漫画家丁聪，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梁羽生，有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有杰出的戏剧导演欧阳山尊，还有中国城市规划先驱、大建筑家冯纪中……

当然，如果我们将视界拓得更宽一点，在这一长串的逝者名单中，我们还会发现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电视主持人中的“沙皇”沃尔特·克朗凯特、曾以“文明冲突论”名躁一时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最后，自然还有无人能忘的那个名字：迈克尔·杰克逊。

那么多的巨人，都没有来得及等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离我们而去。好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活到了90多的高寿，留给后人更多的是缅怀和景仰，而不是太多的哀伤和遗憾。

过去一年，几乎上述每一位大师离世，媒体总会重复性地发出大同小异的慨叹：一个大师带走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身后留下的是如今这样一个肤浅浮躁的时代……在我看来，以这种夸张的话语提醒后来者对前辈杰出者产生高山仰止的敬畏感，确有其现实意义。但若真的希望藉此激励后来者成为像这些逝者一样的大师，那却大可不必。而且，这很可能恰恰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令人不安的焦虑。

若以我个人之见，自陈寅恪先生在1969年秋含愤离世以后，至少在中国，就已经不再有真正的大师了。我相信，曾在清华大学听过陈寅恪讲课的季羡林应该不会反对我这个无名小辈的看法。

大师之谓大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而和就大师之成为大师，既得益于时势与社会土壤的滋养，也离不开自身的天赋、努力及机缘。但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大师绝不可能是因为想要成为大师的意志而造就的，不管这种意志是多么崇高和执着。相反，我所看到的大师们往往既不关心自己从事的工作能不能使自己成为大师，甚至也不关心它是否能够以及以何种方式造福社会，他们魂牵梦萦的只有一件事情：心无旁骛地追求真知。

这点在我所崇敬的陈寅恪身上体现得再淋漓尽致不过了——他反对“全盘西化”，却比几乎所有热心倡导“西化”的五四精神领袖都要更加全面、深刻、细致地研究过西方文化；他不满单纯的“国粹派”，自己在中国古代典籍上的功力却更甚于后者。在20世纪上半叶那样一个“主义”满天飞的启蒙时代，被公认为“300年来博学第一人”的陈寅恪却并未发展出任何自己的“主义”来。他一生相当关切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转化的问题，然而他不肯像其他学人那样空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异同的大话，而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汉民族与其他异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外来文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后果，希望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进而让现代中国人在如何引进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得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但即便这样，他也从未关心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如何对现实社会发挥影响的问题，与过去100多年里绝大部分的叱咤风云的中国著名学者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的一生却自始至终与政治毫无关涉，从未发表过评论现实政治的只言片语。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甚至在私人场合他也很少就现实问题发表看法，虽然有些资料显示他非常关心时事、并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敏感。但恰是这种漠不关心，才使他的学术得以避免政治化倾向，保持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正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石。

因此，后世的大师跟从者果真想要从大师那里获得一点精神启示，他们最需要学到的不是陈寅恪的博学和见识，而是他的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坚持。如我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个人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取决于时代、社会、天赋、努力、机缘等诸多因素，说到底是自身难以掌控的；但一个人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去追求知识，却完全是自身能够把握的。当然，要像陈寅恪那样圆满地实践它，需要承受的外部压力、需要抵御的外在诱惑或许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即便以后再也不出大师，只要每一个知识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恪守本分，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真学问，他们的一丝一毫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见汇拢在一起，也许就抵得上一个“300年来博学第一人”了。就怕他们中的大多数，满怀成为大师的宏大抱负，在尚未读通几本古书之前就先惦记着“古为今用”，在尚未读通几本西书之前就已牵挂着“洋为中用”了。那样的话，未来非但大师出不了，未经现实政治歪曲的真正的知识也都不可能产生，最终产生的都是一些宣传员和政治口号。这样的痛楚、无奈和遗憾，那些逝去的大师们每个人身上都曾经被强烈地笼罩过。

写于2009年12月27日，发表于2009年12月28日《成都商报》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