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华中的咸阳政府刚刚出面“解释”了以低于市价300元的价格集体购房的户主的确存在生活困境——新任公务员均为应届毕业生、转业军人等“有着强烈住房愿望”的弱势公务员。而恰为此时的华东，宁波政府负责人正在大言不惭地话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官方护辞——为错开交通拥堵而错开该市公务员上下班时间。显然，政府们如出一辙的说辞无疑似碳上填墨，越抹越黑。

    且不说《蜗居》相继热播与禁播事件把公务员、房奴等这些群众“耳熟能详”的戏谑词句显得扎眼而又无奈，在现实生活中，公务员职位的火爆热考、老百姓遭遇房价攀高不下的尴尬都足以让这几个词频繁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把对该剧的艺术和价值评价先放在一边，可以想见，主角宋思明的公务员身份设定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价值指向的。为什么买得起房还能兼具丰富的婚后情感生活的是公务员？没有人去怀疑企业家的殷实家产，但公务员富裕则难免招惹闲言碎语。在世人的观念中，商人以赚钱为目的，有钱正常；而公务员服务于大众，工资来源是纳税人，到头来民众看到的是公务员团购低价房，老百姓却成天忧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缓解城市交通堵塞状况之时，以人民利益为先的公务员应该“先天下之起而起”，首先满足人们的睡眠时间，怎么能够“先天下之睡而睡”呢？

    其实，类似于所有的工作类型，公务员也不过是在社会分配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职业分类罢了，但是与其他的工作不同，公务员的职务范围是由权力机关确定的。不管在哪个社会，与权力机关能挂钩，就自然会在某些事情上能够起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条件。譬如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往往也能公车私用一样，接近权力就能走上取得起源的捷径。对于公务员来讲，如果权力的掌握是作为社会契约所约定由人民奉献出一小部分权利而集中的管理职能，那么自然的，权力的使用应当以人民的福祉作为最终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的语境里，权力的掌握意味着“管理”，也意味着“统领”，把提供权力的人群当作实施权力的对象，这便是公务员“卓尔不群”的根源所在。

    当然，如果仅仅是权力滥用，也不是没有管治的办法。有力的监督或者有力的执法，都是应对权力滥用的良方。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监督的缺失和有法不用的惯常现象，总是“恰好”并且“适时”的发生在我们周围——宁波的公务员每天少上了两个小时班，这都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任何的救济手段和纠正方式，仅仅由政府出面发个不痛不痒的声明了事。而咸阳公务员团购房只是在类似汪洋中激起涟漪的一小块顽石，而民众关注和求告的不仅仅是找出那块顽石，而是关心维持水面平静的有机环境。对于这些现象，所有人都会在概念上得出权力寻租的必然结论，能低价购房无非就是在权房交易、权股交易的官商利益圈中的“好处”。媒体评论所得出的评论也多围绕呼吁购房环境平等公正，或者批判政府购房丧失公信力和滋生腐败的不良行径。的确，这么些置疑和呼声作为一种新闻监督力量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然而老百姓依然买不起房的事实依然无法改观。引起人们不平衡心理变化的事件不是差价的高低，而是整个事件中，老百姓为啥就没有机会接触到。

    这便是众人一边愤恨公务员一边又费劲心思想要得到公务员职位的生动反映。其实，任何的社会存在都是需要监督的，父亲不能体罚虐待孩子，因为法律要监督，否则会受到制裁；上班不能去迟到，因为老板要监督，否则就会扣工资；而公务员肆无忌惮的滥用手中的权力，无非是因为没有任何有力的监督，民众的意愿不能得到表达，有效的法律不能得到实施，这样的公务员做起来只有权利的享有，而没有义务的履行，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