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民论” 县长像网络论坛上的粪青

陈永苗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黑龙江东宁县南天门要塞的日军听不到广播，与苏军殊死抵抗好几个月，最后全部战死。现在听不到广播的，还是东宁县。在国务院放出风声，废除拆迁条例之际，东宁县提出，三年内拆除县城内剩余的60万平方米平房。公检法部门领导都表示全力支持强迁，县长任侃竟告诫“钉子户”：不要与东宁人民为敌，不要以卵击石。

当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暴政，这时候组成人民的具体的人，也就是国家和政府所保护的目的，就消失了。在县长眼里，民众是卵民，是屁民。这个应该是在统治阶层内部不宣自明的潜规则认识。我们看美国大片《2012》，总统之下的长官对于全球人民就一种自己成型的逻辑：不可使民知之，当然这是出于僧多粥少的必然，诺亚方舟人数限制带来的逻辑。如果这个长官一生气，就会说人民算个屁。其实这个说法，就挂在他的嘴边。

这是一种消极的被迫的认识，可是从消极被迫到主动进攻，其距离就一点怒气和一张薄薄的嘴皮，压根没有距离。于是逯军和林嘉祥之流，受到民意和舆论压力，就开始说真话，说出全国皆知的秘密：你们记者到底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或者你们算个屁。当然他们都是处在被民意和舆论压力中，才说出真话，凸显其自我神话和肉身骄傲，从内心深处视民众众生为刍狗，为蝼蚁。说这样的真话的时候，他们显得像网络论坛上的粪青。

权贵官僚，成为主人，或者说被等同于共同体和人民。而被统治的人民，不再被认同，被排除出共同体。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仅仅是寄居，仅仅是客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成为官僚集团的殖民地。这就是一个内部殖民的过程，把人民当做奴隶。内在殖民的范围变迁，与统一战线，或者分享利益的同盟范围的变迁，是一致的。农民、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都是先后被抛弃出来。这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权贵官僚是矛盾的，一方面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无从剥削压榨，另一方面他们人数巨大，又浪费了权贵官僚本来可以占有的资源，所以权贵官僚尽可能将民众的消费生存，压到最低底线。

这种可能性，依赖于过去内部划分敌我。内部划分敌我，有一重大的危险是，当统治的继承者成为权贵官僚集团的时候，这种统治方式，会最大化，极致化私人利益。权贵官僚之外的人，已经是非我，也就是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作为被盘剥者或者潜在的敌人。所以权贵官僚制之外，哪管洪水滔天。

阿伦特说，社会主义更加深化了官僚制度。如此阶级矛盾融化进入官民矛盾。官民矛盾就是阶级矛盾。这种体制只会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烈化，过去是用政治斗争的方式，当下用的是经济掠夺的方式。

改革开放的时候，受益最大的是政党集团以及其边缘知识分子，所有的一切利益，包括国企改革，包括土地的所有，最大的一块利益，就是服务于他们。把历史的所谓的意识形态都抛开来看，就可看到真实的脉胳。改革开放三十年，更明显的是一个城市对农村的更加剥夺。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定性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体制应该是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用宪法加以规定，上升为一个政治制度就强化了不平等，并且越来越狠。

如果国有资产流失不可遏制，我们就可以从未来的必然结果来为当前国有资产体制的变迁定性：从90年代初全民所有到国有，这是取消全体国民对国有资产的抽象所有权，而每一个国民的那种权益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国有就是特权集团将真正意义的所有权人赶走了，私有化就是把所有权赶走以后的分赃。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美好的理想成了彻底的谎言，老一代共产党人们会在九泉之下抱成一团嚎啕大哭。

内部殖民的问题，是1949政治秩序的黑暗根基。到了今天，对于底层来说，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没变。改革开放前到今天，到隐藏在社会主义面具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在运行。内部殖民的过程，也是权贵特权集团形成的过程，国家就是他的殖民地，这时候，他们就不是民族的自己人，而带有外敌的意味，家里人变成的豺狼。家里的外人，胳膊往外拐，所以变为买办很容易。

阿伦特说，资本主义系统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征收（expropriation）过程。征收，资本的初始累积——这就是资本主义借以崛起并一步步前进的法则。过度征税，一种事实上的通货贬值。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衰退，是较为温和的征收形式。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征收的过程走得更远。本质上，社会主义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开始出的事，甚至更推到极端。

这种征收，也同时体现为行政垄断的盘剥，可以从绝对不会放开垄断性，就可以推论得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本性。权贵官僚集团，不断通过吸纳民间精英，例如入党，变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吸干了民间的对抗力量。一旦民间精英被招安，回头开始压制新生的民间秩序。改革注定牺牲百姓，有拳头有权力谁分钱，谁发财。

征收与分赃，可以推出两个中国的表述，一个是权贵的，一个底层的，尤其是农民的。这两个中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改革，让底层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过是把原来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变为更加隐秘，更加具有欺骗性。可以以改革开放几十年工资增长的情况作为说明，工资增长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极为缓慢，可以说就是对劳动者价值的榨取。

让底层的情况有所好转，也是一种完全依赖于政治手腕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处于把鸡养活可以下蛋的考虑，如果饿死了鸡，那么就无法长期的征收。改革每一个重大利民措施，不过是为了更大的征收。富裕一点，就被征收一点。

1953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米洛万.吉拉斯通过对党员吸收机制以及领导人生活条件的内部分析，他最终预言官僚权贵阶级的形成。1957年，吉拉斯在纽约发表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分析》，使人看到政治领导权带来的异化，看到领导阶层与被统治大众之间的敌我之分。共产党的专政造就了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官僚阶层。吉拉斯认为，共产党形成的官僚集团是最大的伪君子，衣冠禽兽。他总是不切一代代价，甚至国家的主权，来确保自身的特权。

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着的，因为这种政体的性质决定了他注定要腐化，另外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由于某种特殊的事变破坏了其政体的原则，而专制政体的灭亡，却是由于它本身的弊病所致，某一些偶然的变故并不能阻止其政体原则的腐化。

败坏的政治体制，尤其体现在权贵特权之上。特权产生的内耗、浪费和离心力、是首要的的危害。它就像一个体内癌症，对一个生命体进行致命的判决。一个良好的政体，简化而言，可以约等于，免于官僚权贵集团的压迫。只要尽量能做到这一点，一般而言，就是蛮族强盗在掌权，也能长治久安。

官僚权贵等级成为人民公敌。权贵官僚，不是阶级，而是等级。统治阶级自身成为最高等级，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癌症，这在历史中是常态，能够克服掉的极少。在社会主义极权运动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足够的警惕，但是这缺陷无法克服。极权主义的统治阶层让自己成为最高等级，参与到贫富分化和冲突之中，大大激化了官民矛盾。

首要必须解决的，就是权贵官僚等级。英国的工业化文明进步面临的主要政治难题在于如何摆脱旧的贵族政治秩序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展开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废止谷物法、政教分离、土地改革、扩大选举权等，背后有一个核心的统一性主题，既打破由土地贵族特权和利益所设立的壁垒。当今中国，极权专制与权贵垄断，已经成为社会改造使命的敌害，这也是改革时代隐含着的。

官僚权贵从来都是人民的公敌。一个彻底的平民政府，不仅支持好的行政，而且通过使公民对他们自己的事务负责，从而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有利于促进更好的和更高形式的民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