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前忽然接到文革期间宣传队《红卫兵战歌》里的战友李明玲的电话，说另一位战友“小鬼”的先生病了，病得很重，脑袋里头长了东西，做了手术，可做了一半没钱了，医院不给治了，还差两万多块呢，头盖骨就不给封回去，就这样用玻璃罩着······“小鬼”的先生还是青年报的职工，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大病的治疗需得自己付一部分钱，他们一家早已囊空如洗了。脑袋上的洞敞着，痛苦不堪，她先生都不想活了。

         这李明玲也不是等闲之辈，曾当过沙坪坝区的组织部长，关系应该很多，可是在钱面前她也没辙，因为她早就退休了；我一听就明白了，问是不是大伙募点钱，救他一命。李明玲说，是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当下跟夫人说了，夫人也同意，第二天就打了2000元过去。

        钱打过去了，“小鬼”当晚哭哭啼啼打来电话，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说钱是借的，有了就还；我说不必了，救人要紧，钱是支援你的，不必还了。

       这边才救了人，就在第二天上午，大旱那年在潼南救助的女孩龚丹发来短信，说今年夏天被水冲垮的房子还没修好，一家人没有地方住，说能不能跟你借点钱修房子?我一听这下可好，我成了民政局了，其实今年八月寄学费时我就多汇了1000元给她妈妈了。我还说，房子垮了是受灾，要找政府啊，找村里镇里啊。她妈说，找了，没回音。我说，继续找啊，别泄气！这个星期天下午，龚丹又打来电话，我就跟她说了，龚丹你读书我支援你，没问题，可修房子这样的大事我帮不了，我不是富翁，我是把退休工资、稿费等等节省下来供你上学，你要好好读书，修房子你们还得找政府。

       我不知道龚丹这孩子听了我的话怎么想，但我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我实在不是大款，我有点无能为力，甚至有点惭愧。可这救灾民、修房子的事究竟该谁管呢？我们的社会救援机构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多富商，那么多豪宅，那么多名车，那么多万亿的美金外汇······能不能在社会的这个角落，在小鬼的先生身上，在龚丹这里，体现一点公道正义呢？

       这几天我真的不快乐，很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