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秩序来自均衡，而非资本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在赫尔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这一本中，赫尔曼描述了现代性早期市场和资本，作为一种政治安排，是如何进行的，导向了多好还是多坏的结果。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人们对市场和资本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当做了魔鬼，正是无法消灭或者其过于强大，所以采取了商业马基雅维利主义，适当放开限制，让资本与利益，与其他欲望混合搅合在一起，最后形成制衡的局面。

在这样的政治安排，仅仅是政治科学的分支，或者极为无可奈何的退让。这是丝毫不值得赞美的。而且作出筹划的立法者，从来对自己对解决方案充满警惕，不是当做信仰或者真理，而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同时担心这种安排，把魔鬼从笼子里面放出，从而祸害人间，他们表扬的同时，提出各种警告。

赫尔曼书中的第二章当提到如何用经济扩张来改善政治秩序时，那种乐观情绪立即冰冻起来，转入悲观。孟德斯鸠和斯图特尔的雄心遭受了质疑，重农主义者和斯密本人同时加入质疑阵营。第三章更是直接指出孟德斯鸠和斯图特尔的错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商业马基雅维利主义能带来温良人性，避免国家战争的观点，已经没有人再提起。

一个阵营内部的张力和矛盾，至少可以说明这个政治方案是一个临时性的权宜之计，需要很多特殊条件才能维持。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在《市民社会史论》，比斯密更加推究经济扩张带来的政治后果，他欢喜忧愁交加。弗格森更为详细描述了个人财富的先入之见，或者说信仰，反而是导致专制政府的种种原因。弗格森说商业令人渴望安定和效率，这是专制主义的一个根源。这一点弗格森与重农主义者一致，也是接下来两个世纪中一次又一次重商主义所证明的。弗格森还说，如此重商容易造成被剥夺感和贫困的无名怨恨，都与现成体制有关系，这种道德义愤为未来强有力的独裁革命领袖准备了温床。

制衡的力量并不来自资本单独一方，自由和秩序也不来自资本。资本作为市场的力量之一，只有起均衡作用的时候，才间接与自由秩序发生关系。市场构成对抗政府的平衡力量，这正是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作家给经济自由，提供政治正当性辩护时候的理由。私有财产也是如此。找不到任何一个新自由主义学说，会论证出来说，资本就是自由的，除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张嘴胡说。否定了资本与自由的关系，并不等于否定市场的作用。

自由秩序不来自资本，而来自制衡。赫尔曼说，近来一个更为人所熟悉的观点宣称，私有财产的存在，为人们质疑和反对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洛克式的政治性，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当中，才再次凸现出来，体现在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作家谱系当中。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典从来没有认为资本本身能带来自由，而是财产权在对抗政府时，带来免于强制的效果，才与自由关联在一起。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处理好资本与财产权的混淆，而这个清理工作，是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介入的，并且一直未完工。

作为私有财产制度最严厉的批判者，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普鲁东，也对国家巨大权力心存恐惧，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陷入这样一种想法，用同样专制的私有财产力量来反对国家的权力。私有财产同样具有桀骜不驯强大的力量，才能用来对抗国家权力。普鲁东后一个世纪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衡权力的观念》，沿袭了普鲁东的衣钵。

社会主义一边的，反比资本主义一边的，更加洞悉私有财产、资本、市场的本来政治面目。这是颇为惊异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原初目标激进化表达。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不过是国家资本。政府作为血腥的资本家，其“羊吃人”的程度，比资本主义早期不知道残酷多少倍。在资本主义腐败道路上挣扎反抗，而继续更加腐败。

社会主义为要什么要搞国有制，不过是以民族国家整体作为单元，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其交易对象是其他国家或者通过计划所隐形安排的国内民众。国有制从来没有溢出，也无法溢出市场经济的范畴，其国内市场不外乎用计划来调整而已。

社会主义要搞国有制，也是斯密政治经济学隐含的内容，本应有的到了马克思身上显露出来的内容，不过是国民财富聚集的另外一种方式。国内的市场运行，也就是斯密搞好国民财富的办法。斯密这一些筹划立法者，在乎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如何获得国民财富，即使采取海外侵略掠夺的方式，也未必反对。斯密对航海法的倾向，就可以看出。

通过欲望与欲望的制衡，如果运行得好的话，就会看起来有无形之手。资本本身是魔鬼，而其他欲望，乃至政府自身的渴望，也是魔鬼。魔鬼与魔鬼才能对抗，而人才能获得安宁，避免被其中一个魔鬼俘获。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坏的，而社会主义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更加邪恶的，不能为了对抗一个更加邪恶的魔鬼，而需要一个不坏一点的魔鬼，就把魔鬼说成是天使。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资本主义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都坏，后者比前者更坏。但是经过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的资本居然变为好东西。不得不的恶，会幻化为“好”。

为什么会变成好呢。因为他们站在一种道德立场之上，非黑即白的斗争，既然国家资本很坏，那就证明资本主义的资本很好。通过启蒙，非黑即白，在善恶二元的战争中，社会主义是恶，资本主义是善，从而高耸于社会主义之上。

放出资本主义这个魔鬼来对抗社会主义这个魔鬼，正是资本对资本的节制，私人资本对国有资本的节制。纵观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历史，比较合适的办法是混合共和体制，那就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混合，从来也没有单纯的国有制，从来也没有单纯的私有制。二者的相互对抗制衡，于是就有了最大多数人的经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