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行政管理权，作为一种公权力，似乎正在越来越热衷于向私人领域侵入。上海市有关部门准备对“保姆陪睡”实行行政执法，恐怕又是一例。报载，拟议中的做法是，通过在“标准合同”中立下“禁令”，“禁止保姆与异性同龄雇主同居一室”。应该说，“保姆陪睡”有违道德，有违中国的传统。但是，这种事是政府行政部门能够管、管得住的吗？——对不起，“管得好”就先搁在一边了——政府部门的思维似乎始终没有走出自诩为“万能”的计划残余。

　　要说与行政执法相关的技术问题，其中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其所针对的问题的界定了。有评论者提出，要“禁止保姆与异性同龄雇主同居一室”，恐怕是“形同虚设”。首先是“同龄（雇主）”，按汉语语境去理解，本应是“同年出生”的同义词，说泛一点，或者可以有个±5，甚至±10的“允许误差”。但这个界定可以被当作笑话来看待，如果这样界定，那么“不同龄”就可以“同居一室”了？或者从行政部门强调“异性”的立场看，“同性”就可以“同居一室”了。如果继续发挥其想象力的话，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实都同样有可能发生“可被执法”的“那种事”的。

　　其次，“同居一室”在行政执法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有评论者提出：是“同居一套房子”，还是“同住一个不经隔断的房间”？但即使各居一室，门上都有锁，但有意无意地不锁门又当如何解释？或者门上有锁，可个人都有自己的钥匙，又当如何解释？更进一步讨究，对于“被禁止”的，执法者如何去获得确切的信息？有评论者“出难题”，难道为“取证”，在保姆的雇主家里都装上监控探头？我做个“1＋1”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保护性执法”的结果断然是谁也不敢请保姆了。或许有人说，在合同中先写上，省得以后有麻烦。但是，这种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条款最终只能是对管理者或执法者的嘲弄——有法律专家已经在呼吁，中国的法已经太滥或者太烂了。

　　再者，从以往的经验看，公权力侵入私人领域通常会出现导致不良甚至恶性后果，上海刚刚发生的被定性为“不正当”的“钓鱼事件”就是一例。我们使劲地把执法部门往好里想，他们是要“打黑”为出租车行业讨个公道，所以，所有的私家车搭人就都有了“黑车”的嫌疑。可是如何“取证”呢？于是就挖空心思想出了“钓鱼”这一恶招。如果将来“保姆陪睡”也有一天被执法者列为重中之重了，那么中国版的《偷窥》又将在沪上隆重上演。

　　一般而言，法律的规定，都属于“道德底线”，突破了这个底限就属于犯法了。常说“法无禁止不算犯法”，我们常常认为这是法律的缺陷。其实，这当中也表现出法律并非万能，对于不触及道德底线的事情，法律实际上是难以管辖的。否则，将会出现很大的分歧，甚至导致社会分裂。

　　说到底，在私人领域和道德范围内的事情实际上只能由道德的方式来解决。譬如“保姆公司”对旗下的保姆应该有一定的素质上的要求，可引入社会工作者对保姆进行培训。在保姆被雇用后，保姆公司还应该进行“售后服务”，定期对保姆进行探访及再培训。当然，也可以让保姆监理自己行业协会，实行行业自律，等等。菲佣之所以著名，因为他们会得到上述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的支持。

　　要是在这些方面都已经做足了功夫，最后还是发生“那种事”，那也是“天要落雨娘要嫁”，只能随缘了。因为老年人必竟也有三种需要，一是资金保障，二是服务照料，三是亲情慰藉，没有必要把“那种事”都看作坏事。要是出的问题向着不能被接受的方向发展——涉及到民法，就按民法来解决；触犯刑律的，就按刑法来处置。对保姆预作“恶”的判断，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法官审案都不能预作“有罪推定”呢。因为保姆的工作就是人对人的服务，如果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他们就无法工作，甚至更会出现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