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国瓷（china）的唯一道路
原题：瓷器卖不出价是因为瓷器没文化
来源：中国经营报
记者：徐瑾
与文学“离婚”以后，朱大可转入文化评论，近些年更是染指“文化器物学”。陶瓷，在他看来则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古器物。而“中国制造”要想升级，就必须学会把符号注入裸器，令其产生精神价值，这是包括瓷器在内的所有“中国制造”的唯一出路。
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 也是衰落的标志
《中国经营报》：你近些年都在研究器物文化，以往古代中国器物学往往以四大发明说为叙事纲领，你则主张瓷器跟茶叶和丝绸一起，构成华夏文明三大器物发明。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朱大可：“四大发明”属于精神运动和历史运动的层面，而“三大发明”则属于器物层面。
瓷、茶、丝的三位一体，是华夏文明对世界日常生活体系的最大贡献，它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了农业时代乃至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瓷器的发明，是在木器和铁器之外注入一种全新的元素，它们汇成了农业文明材质的三位一体。这两点都可以用来验证瓷器的伟大性。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公认与陶瓷有着密切关系，你认为就是景德镇古名昌南的发音，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吗？
朱大可：对“中国”的英语“china”的词源学起源，过去有许多说法，称它来自“瓷”、“秦”、“丝”等词语，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源于“瓷”的古音。
由于英语的瓷器就叫“china”，所以把“中国”跟“瓷”等同起来，在逻辑上很靠谱，但在语音学上还是缺乏说服力，因为china是简单的双音节词，这种词语相当坚固，在历史中被简化为单音节的可能性很小。
在对景德镇的考察中我们被告知，china其实来源于景德镇古名“昌南”，这个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不仅表明了瓷器的产地，而且是双音节词，跟china的发音更加吻合。无论如何，瓷器、景德镇（昌南）和中国这三个词语之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关联。
《中国经营报》：陶瓷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中国的符号，从器物符号学的角度来说，这一转换有什么寓意？
朱大可：这只是研究世界器物史过程中的某种收获而已。瓷器与中国的同名，意味着它就是农业时代的中国名片。对于中国而言，瓷器的象征意义是双重性的：瓷器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峰，同时也是其走向衰败的标志。
中国瓷器复兴的三种思路
《中国经营报》：器物的命运也存在着国家命运的转换，近代之后，中国瓷器江河日下，西方的骨瓷却成为上流之选。瓷器地位湮灭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瓷器文化与本土文化复兴息息相关？
朱大可：英国人盗取了中国瓷器的制作方法之后，在高岭土和磁石二元配方的基础上，加入动物骨粉，设计制造出了新一代的皇家骨瓷，成为与贵族“下午茶”密切呼应的高级器皿，而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却终止了自己的发展，从晚清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中国瓷器静止在历史的泥潭里，几乎没有任何突破。
在中国忙于走向工业化的时刻，瓷器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它无法打造工业时代的核心价值。但是，当人们今天谈论文化复兴的可能性时，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在文化复兴之前，首先要完成器物复兴，假如我们连三大器物之一的瓷器都做不好，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文化复兴？
《中国经营报》：对于中国瓷器的捍卫，有人主张回首，着力发掘古瓷器价值；有人则主张创新，比如流行的“法兰瓷”等，你觉得在历史传统与现实局限之间，如何拯救与开发？
朱大可：在解放了的中国瓷面前，有三种拯救与开发思路：第一是复古主义，第二是创新主义，第三是折中主义。我认为这三种思路应当平行发展，不该有所偏废。仿古瓷可以延续民族传统的趣味，而法兰瓷这样的创新瓷，则具有更强大的市场力量，因为它聪明地掌握了世界语汇。折中主义也许是我比较钟情的道路，因为它既能表达普世价值，也能提供民族样态。在景德镇，这样的艺术瓷和生活瓷正在生长，具有远大的前景。
《中国经营报》：从古代官窑到“文革”期间的“毛瓷”，瓷器文化中的权力身影无处不在，如今民间力量也在逐渐介入，从开放到收藏，这能够带来根本性改变吗？
朱大可：景德镇作为官窑所在地的历史，既是它的历史荣耀，也是它的沉重负担。迄今为止，这座城市还沉浸在权力美学和官方订单的自豪之中，这种美学深刻地影响了民间趣味。在樊家井仿古村里，到处是御窑瓷、“文革瓷”和“毛瓷”。权力美学的统治无所不在，它甚至成为一种市场需求。一件仿明的精工青花瓷器，价格可以高达上万元。但这种利润空间是有限的，它只能令瓷器革命的前景变得黯淡无光，景德镇只有走出历代皇帝及其臣子的阴影，才能获得重生的契机。
中国符号必须符合普世价值
《中国经营报》：陶瓷一直是收藏界的热点，当前一方面是古瓷器拍卖不断刷新天价，一方面是高仿热炒，从器物文化角度，你怎么看待当前的趋势和心态？在收藏中，瓷器的价值如何定位？
朱大可：由于民间资本积累大幅增长，而古瓷器数量稀少，最适合收藏和增值，所以近年来，优质的古瓷器成为藏家争夺的对象，价格飞涨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这种泡沫化态势好像有助于古陶瓷价值的发现，却无助于中国瓷业的现代进程，因为古瓷增值的部分，从未转换为陶瓷文化产业的投资，也就是说，没有形成陶瓷业内部良性循环的结构。
《中国经营报》：你曾表示，在消费时代，器物品牌叙事是消费时代的第一秘密，但是中国器物文化却不无湮灭趋势，中国制造并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魔力。具体以千年瓷都景德镇为例，一方面是品牌形象低端化，高仿器盛行，一方面则是瓷土资源枯竭，甚至被列入全国级名单。作为文化产业学者，有什么具体建议？
朱大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国器物制造一直处于U型链的低端，这是因为它们属于低级的裸器，没有任何文化附加值，而这种由文化符号产生的附加值，却是商品利润的关键所在。“中国制造”要想升级，就必须学会把符号注入裸器，令其产生精神价值。这是包括瓷器在内的所有“中国制造”的唯一出路。
《中国经营报》：这种符号是不是指中国民族符号？为什么那些景德镇瓷器上绘有大量中国符号，但还是无法升值为高端产品和被西方人接受？
朱大可：用以出口的中国符号，必须符合普世价值，跟世界语汇接轨，否则就只能是一堆自言自语、自怨自艾的弃物。对于设计创意者而言，寻找民族个性和国际语汇的平衡点，也就是说，设计出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民族符号，是“中国制造”进入世界贸易体系高端的前提。不解决对普世价值的认知问题，“中国制造”就只能在底层挣扎，永无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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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国经营报专题报道
拯救瓷都
与中国瓷器流转的曲折命运一致，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变迁也经历几多故事。
景德镇原名苍南，“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古有村村陶埏处处窑火景象，不仅是古代官窑以及现代“毛瓷”的官方指定产地，更可追溯出茶叶的源头，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所谓浮梁，正位于景德镇。直到1000多年前的宋真宗景德年间，产青白瓷质地优良，于是以宋真宗年号为名置景德镇，于是景德镇一名沿用至今，名噪四方。
如今，景德镇与中国瓷器一样陷入尴尬境地，高仿一度成为景德镇的代名词，在这里，尽管陶瓷早已不是贡献最大的产业，但最富有以及最贫困的人还都在从事陶瓷产业。一方面，生产瓷器的重要原料高岭土很早就面临枯竭困境，这种传教士口中“神奇的泥土”成为世界瓷业黏土的通用名称，而现在原始产地高岭村的矿山遗址在两年前已经成为国家地质公园，仅供游人凭吊了。
另一方面，景德镇瓷器产业也面临国内同类城市的激烈竞争。根据同济大学美学与艺术批评研究所所长万书元在“2009陶瓷文化创意产业论坛”上提供的数据，佛山陶瓷2008年的产值是614亿元，而2009年景德镇的产值是100多亿元，而艺术陶瓷的出口份额中60%也被潮州占据。今年3月，景德镇被国务院明确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这个称号背后则是连续4年约5亿元人民币的资助，城市转型迫在眉睫。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艺术设计学系主任冯原强调景德镇是农业、手工业时代最辉煌的物品生产方式的终点，其辉煌源自政治体制、交换体制和物品生产技术，同时，它的衰落也是这些因素的落伍和过时。
朱大可则把景德镇的复兴寄望于依托历史资源中的瓷、茶共同体。他认为瓷、茶共同体对整个的欧洲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和非洲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欧洲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英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完全是取决于景德镇的陶瓷”。
据说多年前，法兰瓷的创始人陈立恒曾经在德国偶遇一张古地图，上面只标注了三个中国城市：北京、长安、景德镇。对于正在谋求突围的中国瓷都而言，这仅仅是久远的历史遗痕还是隐含未来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还是本雅明，他提醒我们，现代人往往不是一见钟情，而钟爱最后一瞥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