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大约爱国主义是不需要唤起的，只要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如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即当政者必须把国家治理得人人安居乐业，生死无忧，如同一匹杭锦，经纬分明不说，还光彩照人。倘若逼近天下板荡、河决鱼烂之时，再提倡爱国主义，古语云：“乱邦不入，危邦不居”，那就肯定不灵了。美国就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
在中国，亿万中国人也由衷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普通的平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除了是自己这辈子的栖居之地，可以预料也是自己的子孙们身家性命的托付之地，他们流下滚滚汗水，抛洒殷殷心血，辛劳地建设这块土地，努力地改变这块土地。他们的眼界并不宽广，身上多的是与国情相适应的本分，从容，还有那么一点“阿Q精神”，即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很少拿中国去和西方国家比谁更进步，大约在他们看来对于有着五千年悠长历史、有饱经忧患的祖国，评价其进步的尺子的长
倘若说，上个世纪国破家亡，兵荒马乱，本世纪却享有政局一统，长久和平，这就是进步。
倘若说前40年天下饥馑，路有饿殍，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40年后亿万农民却得从农业上转岗，城里人则流行起“富贵病”，如急着过冬的鼹鼠一般纷纷在寻野菜、杂粮，这就是跨越。
倘若说前30年还在举国搞全民大内斗，几乎人人都是批判家，30年后却举国开放大建设，男女老幼都在经济大潮里扑腾；还有前30年，你向一个小小的科长提意见，就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帽子，叫你此后20多年里生不如死，30年后你就是检举了一个厅长，甚至省长，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对方也拿你无可奈何，若要打击报复，你亦可拂袖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些就更是飞越了！
因此，没有谁比普通平民更能感受时下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沉重与艰难的了；也没有谁比普通平民顾盼回头时，更能察觉这个社会看似危机四伏，“山穷水尽”，却又总是犹如神助，“柳暗花明”。
他们从不用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来苛求这个国家。也不懂得用“新左派”或“自由派”等词汇来标榜自己。如果要说他们是什么的话，他们中的多数人不过混了个“温饱派”，至今都是“打工一族”。
他们虽然也有沮丧，有时牢骚还挺大，但他们的要求归纳起来不过只有一点，即希望这个国家的变化能稍稍快一点，比如“社保”、“医保”，最好在自己的余生就能赶上，他们这辈子被耽误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还盼着变化能普遍一点，比如乡下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内陆的孩子和北京、上海的孩子，不能喝汤的总是喝汤，吃肉的总是吃肉……
可以说，对于亿万普通的中国人，如同他们的希望很现实，他们的爱国也很朴素，肯定与提不提倡爱国主义，是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关系不大。
尽管如此，或许因为爱国主义被注入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了政治上的一个标杆，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教育在中国一直常抓不懈。一旦国际上发生什么与中国有关的风吹草动，便成了某些“爱国者”们化蛹为蝶、蚌病成珠的好时机。他们在将自己的一头秀发经爱国激情贲张为一簇簇奋勇的怒火时，总将持不同看法者往死里上纲上线。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吕思宁在2003年11月4日的《时事开讲》栏目中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现象，就是中日关系在民间很难冷静讨论。主张理性处理中日关系的言论，往往被民粹主义的热情所淹没，甚至为此常常出现人身攻击和漫骂，这些都是一个文化优秀的国家公民所应有的道德水平吗？中国最厉害的一个词就是“汉奸”，而这个“汉奸”直接就和中日关系相联系的。事实上，我们包括凤凰卫视的几位评论员，不管是在讨论任何问题上，只要谈论到对日的关系，都有人被骂“汉奸”的。但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觉得在中日关系上这是一个很长远的问题，如果现在不把大家的理性的东西都调动出来，将来对中国并没有好处。
按理说，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层次更高，见识更广，走出国门的日子不是隔三岔五，就是三年五载总有几回。为国家做脸为民族争光的机会多多，有能力如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样，多用国货，少用、拒用外国货，为发展壮大我国民族品牌添砖加瓦的机会亦多多。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更强烈，更自觉，并成为时代之先声，人民之楷模。现实的情况却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失望，甚至让外国人吃惊。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事实在中国汽车行业。
有专家认为，如同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品牌家电产品的崛起是当时中国国力跨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现在能否用自己研发的民族品牌轿车和中国芯的崛起，将是中国国力能否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日本和韩国就是靠着民族品牌交通产品的崛起而使自己上升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如前者的丰田、日产、本田，后者的大宇、现代……
汽车也不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的汽车工业在上世纪30年代还是非常落后，生产的汽车质量很不稳定，开上路经常抛锚。据当时丰田汽车公司的“太子”丰田英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他被丰田家族派到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朝圣”，起初被福特汽车公司的规模和气势震得“目瞪口呆”，大有乡下进入城的感觉。但一轮学习下来，临走时已经够胆量对美国人说：“福特也没有什么神奇妙法，如果我们想做，也是可以做到的。”
另有一个传说，1967年，衣不遮体的韩国人要在稻田上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本彻听说了现代集团的这一设想后说：现代集团如果能造出汽车，我将用手指把蜡烛点着。仅仅20年后，本彻的话言犹在耳，现代集团已傲然成为世界汽车业的巨头。（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100多家汽车整装厂中，大部分生产的轿车品牌是洋品牌，或者是难以掩饰的仿洋品牌。剩下的自有品牌，除近些年问世的奇瑞、吉利蔚然气象， 红旗有点老本——从“文革”前闹到“文革”后，只因某种政治效应给撑着，这面红旗才没有趴窝，但在市场上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其他的均三瓜两枣，有一搭没一搭……
读一个学士只要4年，加上硕博连读，最多不过10年，可20多年过去了，在技术上中国人学到了外国人多少东西呢，能肯定的只有20多年的合资利润大部分都让给外国人了。“上汽”和“北汽”是合资最早的公司，至今仍没有生产出有影响的自主轿车（包括SUV，即越野车）。一家特大的汽车集团干脆在和日本人合资后裁掉自己的轿车研发人员；富有嘲讽意味的是，另一家特大汽车集团的老总在当当响的《东方之子》栏目中说：要等到中国轿车产量上了600万辆时，才有可能培育出自己的民族品牌。
2003年10月，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在东京车展上表示：“合资企业的中方合作伙伴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力，以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参考，商务部不久前出台了《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四大方面14项具体指标研究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韩国。
商务部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汽车企业与跨国公司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竞争力十分低下。”其中，“研发是中国汽车工业最落后的环节，无论是从研发经费的投入比率还是总量来看，我国汽车工业研发能力与其他四国的汽车厂商根本无法相比。由于研发能力低下，我国汽车技术始终落后于世界汽车技术发展水平。”（ 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
大耳阔面的国字号企业，早就对外国厂家横扫中国本土构不成任何威胁，倒是近年来出身野路子，一身乡土气，且狗洞可钻、龙门敢跳的奇瑞、吉利，让他们感到了咄咄逼人之势。它们可能还蒲柳弱质，但只要回顾过去20多年的家电业，长虹、海尔也是由初期的名不经传，逐渐成长为国内无人撼动、且走出国门的巨无霸。过去很多想买轿车的国人都想等到中国加入“世贸”后购买，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幻想，入关后的外国厂家不会主动降价，合资轿车也不会主动降价，在中国赚钱轻松而又愉快的外国人还没有“主动”的习惯。当今市场上轿车不断降价，这首先是因为受民族品牌轿车的拉动。有条件消费轿车的同胞们应该明白，不管你现在买的是什么车，你都应该感谢民族品牌轿车的成长给你带来的好处。
既然说到了汽车，不妨说说在日本我对汽车的一些印象、感受。
在福冈、长崎，在北海道的札幌，马路上跑着的大多是微型车，如昌河北斗星，或小排量汽车，导游说日本人家庭购车，一般都是买此类车，他们会考虑经济、适用、环保。像国内一些地方近几年修出来的几十米宽的大马路，在日本看不到。在比较窄的路上走起来，微型车显然如鱼在水。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大都市，要想见到一辆奔驰、宝马，你的脖子一定会拧得发酸，更遑论宾利、劳斯莱斯了，就是日本产的豪华车也不多见。人们大多是开国产车，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开着丰田、尼桑上下班，他们的公司肯定有劳斯莱斯、奔驰、宝马，但只用于对外接待，自己不开进口车上下班。在日本人眼中，开进口车的人大多不务正业，像开地下钱庄一类发了横财的暴发户，或者具有黑社会背景……
日本已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工业国，仅看丰田公司——这个1933年才开始在一家自动纺织机厂里生产汽车的跨国企业，如今已在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有46个生产厂家，在国内有15处分厂，2003年的总产量已达到650万辆，远高于中国的总产量400余万辆，仅次于美国通用。日本的汽车制造业很发达，但真正开车上下班的只有20%—30%的人，大多数人还是乘坐轻轨或地铁上下班，坐轻轨或地铁不存在塞车，一趟车是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到，自己开车，时间很难掌握，路况之复杂多变非本人所能预料。日本城市的地上交通已经密如蛛网，各大城市都有轻轨电车，但仍很重视地下交通，像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横滨、仙台、札幌等九大城市都有地铁。
在日本的城市、村镇里转着，一个稍有心的中国人很难不发出这样的感喟：日本的好车，大排量的车，大概相当一部分卖给了中国。
行程中有一天是去离名古屋20公里的丰田堤工厂参观，近中午又到附近的丰田总公司会所。在这里，我不禁就这个想法问起丰田公司中国课企划室主任宫下先生，他说：以丰田公司而言，它在中国的营销策略只能适应中国的市场，前几年，中国课在中国搞了一次市场调
宫下先生显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些了解，他还说：中国人认为轿车就要像轿子，二厢车怎么像轿子呢？
在日本，汽车市场主要是面向个人、家庭；在中国，轿车的相当多客户来自于各级官员。2003年，这笔轿车费及人工、维修费在全国达到了3500亿元人民币，约占当年全国总税收20461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的17%。据公认的说法，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占1/3，官员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某些日本人是否会如是想——让中国官员们去装饰豪华、舒适的小车里峨冠博带、面含矜持吧；让北京这个全世界原本羡慕的自行车城 ，在欧洲许多城市开始“自行车化”之时去变成一个狂躁奔突的汽车城，让中国大大小小城市的马路、立交桥上都堵得几近一块铁板、一个蒸笼；让一些早就开车，而且开大车的精英们去高谈大睨：“美国人能开大车，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开大车？”，而被噪音与废气包裹的老百姓们侧眼相视、怨言相对……
或许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但我们自己照此“膨胀”下去，前景极其严峻——
日本目前的GDP比中国大了三倍，但石油消耗和中国大体相当。无庸置疑，世界石油供应链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一方面，据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的全球石油评估报告，截止2003年底，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500亿桶，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只够开采41年。另一方面，世界过于依赖海湾的石油，中东偏偏又是最大的火药桶。难怪已经有人在问：是否有一天，中国要为争夺石油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