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亮按:昨晚陪龚明德老师和张阿泉兄一起,从玉林步行到611所李亚东兄的住处,与老威和张朴两位先生见面并一起饮酒畅谈。老威显得比我想像中年轻，和龚老师一样也是光头，我怀疑是不是要把头发剃光才能把文章写好，我们谈到了他的《地震疯人院》和《底层访谈录》，谈到法兰克福的书展，也说到他入选《大学语文》的文章。张朴长和他的姐姐非常像，我们谈到了他姐姐的几本书以及相关的故事。我检出去年大地震前写的一篇关于《鸿》的小文，贴上以为纪念。昨晚听了张朴先生的介绍，我或许对《毛；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一点新的理解，但也不准备修改旧文了，保存原样吧。11月20日晨。
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读后
贺宏亮
1993年8月12日早上6点多，住在北戴河的“二哥”冯亦代给“小妹”黄宗英的情书中写有这样的话：
“我真是把676页的《鸿》看完了，可以看到她的愤怒，但很难写文章，容我再考虑考虑，是值得写介绍的。我想写一篇给《读书》，她的文章写得流利，后半部比前半部好，因前者是她自己的经历，而后者则是她母亲和姥姥的，不免隔了一层。为了记住那个时代给我们造成的苦难，应该译出来给后人读读，她认为老头子要负全责，这一点恐难通过。作者的中国姓名是张戎，四川人，是个干部子弟。”（见《纯爱：冯亦代黄宗英情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果然，我们在〈读书〉1993年11月号上，见到了冯亦代关于《鸿》的书评。题目很直接，就叫：张戎的《鸿：中国的三个女儿》。说实话，我个人以为冯亦代先生的这篇书评写得比较一般，除了介绍本书内容外，就是译了几段书籍开篇所附西方评论界的文字。不过，冯先生“西书拾锦”栏目主要就是做介绍性工作，而不是着重于评论。冯先生在书评最末又一次讲到，“ 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因为重现了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迄今为止，我所知道《鸿》的中译就有三个本子，分别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1年版和台湾中华书局1992年版。这三个本子，都不太好找。我自己看过的，还是英国Flamingo出版社1991年所出厚达676页的原版（加上书后索引为696页）。
阅读的过程异常沉闷。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内容令人压抑，照西方书评界MARTIN AMIS的说法是“令人感觉自己老了五岁”。另一方面，也和书中太多的说明文字有关，例如，在谈论到中国特有的一些事物，如鸳鸯、古琴等等（PP.32-33），作者都必须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作出说明。当然，一部分这类文字即使对我来说，也可谓是增长了见识，例如，张戎解释了什么是“抽签右派”、“厕所右派”、“自认右派”和“有毒不放”（P.289）。我想这些文字在西方读者看来，如果不是大跌眼镜的话，至少也是叹为观止吧。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读书界对《鸿》的一些批评意见。张宽曾经在《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读书》1993年9月号）一文中把《鸿》、郑念《上海生死劫》、巫宁坤《一滴泪》和张艺谋的获奖影片都放到“东方主义”的概念下进行考察，并批评了这种“有意识地去迎合西方读者的胃口，用伤口和脓疤去赚取同情和金钱”的“东方主义”模式。而陈玲则在《淡定地面对主义》（《读书》1994年10月号）一文中反问：“张戎又有什么错呢？”照我的意见，如果把这种展示中国苦难的文本都认定为“东方主义”模式的话，未免也太过敏感和脆弱了一些。这样的苦难“展示”，不但可以面向西方世界，更应该面向国内，面向未能亲身经历反右和文革苦难的年轻一代。这样的展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张戎确实是才女。在她流畅的英文叙述中（有其夫婿乔‧哈利戴的帮助），一些故事让我甚至读出了《世说新语》的味道。张戎分别讲过关于其父母的两个小故事，似乎可以让读者看出二人不同的性格。
张戎父亲张守愚在1953年7月由宜宾行署专员调往成都后，先后任省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57年3月，作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守愚率团赴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期间，老友丁玲力邀张到天津去探望她，张很想去，但最后还是拒绝了。几个月后，丁玲落马。在十四年后，张还不无余悸地对自己的孩子们回忆说，“如果我当时去看了丁玲，那我会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P.290）
1958年初，毛泽东来到成都，于某日造访了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当时，为了保证毛的安全，杜甫草堂中的所有游人均是由成都市政府各区的干部扮演，张戎的母亲夏德鸿被组织安排在茶馆中扮演一位游客。由于毛行踪不定，夏在茶馆中等候的时间太久，便走出茶馆到外面散步。这下可不得了，她当即被另外一个区域的干部认为是可疑人物而被监视起来。当误会被消除后，夏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违反组织纪律”（P.295）.
书中这样的故事还真有不少，从中不难看出张戎讲故事的天才。冯亦代曾在书评中说，“与其称《鸿》为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回忆录，更为妥帖。”1992年，《鸿》是作为非虚构类作品获得美国NCR图书奖。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观感，却认为这本书应该是一种虚构与纪实的混合之物。我们清楚，书中的一些细节显然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而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这种“讲故事”的手法，在描述一个家庭史的时候非常适合。十几年之后，张戎再以同样的手法，来讲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则受到了学术界史景迁、林培瑞、黎安友、陈永发等中国问题专家的批评。这也毫不奇怪，撰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只要大体上不太离谱，中西方读者都会接受，而在后面那本著作中需要处理的重大课题，任何一处小小的疏漏，都可能导致全书价值的大打折扣，正如陈永发所言，“张戎夫妇竟以极简单的角度来处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证」的基本原则，因而严重减损了全书的说服力与学术价值，不得不令评者深表遗憾。”
最后来说两个与《鸿》有关的小事：
一、我素来非常崇敬的冯亦代先生按照英文书名直译为《鸿：中国的三个女儿》，我觉得不如《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更为妥帖。
二、某日偶然在“豆瓣”上见到，有人以138元买得了一册《鸿》。而我手里的这册英文原版，是只花了8元人民币在成都旧书市场上买到的，呵呵，简直就等于是白捡。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