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绒手套里的铁掌——大国崛起的另一张脸孔

　　宋宗宏

　　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充满血腥的奴隶贸易和原始资本积累、远程贸易……一连串的事件和运动，使西欧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打破了当时的地缘政治均势：英国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航运业、贸易和常备军，利用武力和航海法案等手段垄断贸易渠道，最终取代荷兰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发动了三次战争才实现了国家统一，为其争夺殖民地和实施近代化奠定了基础；美国也是靠战争取得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伺机从英国手中接管了对西半球的控制权，一战消耗了英国和欧洲的国力，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日本靠发动战争获取了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进程。由此可见，争夺控制权、重新界定势力范围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崛起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此背景之下，极易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崛起的国家在技术、经济以及战争组织方式上的进展。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帝国主义崛起方式早已寿终正寝，剥去帝国主义的陈旧外衣，我们还能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首先，这些国家都曾运用过国家力量和保护主义的政策手段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英国自都铎王朝（1485-1603年）开始就有意识地实施保护主义的政策来扶植其毛纺织业，禁止羊毛原料出口和制成品进口，引进技术工人，经过上百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确立了其毛纺织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为工业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基础。美国采纳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保护制造业的政策主张，使美国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民族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方式不同于英美，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是其成功的关键，日本模仿德国的军事组织建立了高效的工业部门，运用国家力量引导和干预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日本实施“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在众多行业建立了国有“模范工厂”，这种干预传统一直在日本经济中保留下来，二战后日本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对钢铁、化学品、造船、机械制造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等基干产业的扶持都体现了这种传统。

　　其次，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坚持不懈地追赶技术前沿是最终崛起的关键。是否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和技术力量是判断一个国家崛起与否的重要标志。技术实力最终体现在一国经济的产业组织能力上。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就越需要付出巨大的追赶努力，就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使后发国家能在与国际市场相对隔离的环境下从事技术上的发明和创新，并将其商业化。因此，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自由贸易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发达起来的，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强者。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动态地看待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技术前沿和追赶标的都是不断移动的，与技术前沿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意味着一国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即使国家经济总量很大，这种“富强”也是不堪一击的。产业、技术和贸易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坚持“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政策理念，一味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坚持以我为主进行技术的学习和研发，那么自由贸易和市场力量自发作用的后果就是产业和技术的空心化。

　　再次，战争技术以及组织方式的现代化是国家崛起的重要保障。在近代史上，贸易是与海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海军的发展开启了国家竞争的新时代，使民族国家从陆地走向海洋，国家防卫的地理范围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海权、战争与经济（贸易和商业扩张）密不可分。美国在崛起之初，也意识到了海军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在著名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美国战略家、海军上将马汉赞成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保护商业的扩张。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失败绝不是偶然的，战争技术以及组织方式的落后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经济和技术的进展促进了战争技术和战争组织方式的发展，从而使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在当今时代，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不可能真正实现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军事以及军队的现代化是国家崛起的重要内容。

　　最后，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阶层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利益结构的变化，为上层建筑的改进与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制度、习俗等的改变，铸就了新型的工业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的积累进程是非常缓慢的，制度和技术等“精神资本”的积累比物质资本的积累更重要，这是日本在二战中机器和厂房等物质资本遭损毁，但在战后很快能够复兴的重要原因。新型工业文明的建立，也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德国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经历了从懒散到守时的转变，日本人也一改其原本懒惰的“本性”，变得无比勤奋。可见，很多被归结为“国民劣根性”的习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是可以被形塑和改变的。由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同，因而不能急于求成，以一种激进的方式移植和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例如民主制度、专利制度以及自由贸易制度等。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之国，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实施民主化，在美国，普选权的实现也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许多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即便透视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也不能完全采取一种纯粹经济的视野，必须从战略角度进行考量。一个国家要进行经济追赶，必须考虑如何在众多产业中配置资源，如何在未来与现在之间配置资源，这种配置由国家来进行和由市场来进行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从经济史上看，国家将资源导向战略性、基干性产业是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内容，国家机器具有重要的经济职能，其组织性和广泛的动员性都是市场力量所无法企及的。只有国家能够承受长期的损失和技术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日本在经济发展之初所建立的八幡制铁所，长期亏损经营，韩国的许多财团在创始之初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没有一种致力于技术和产业追赶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根本不可能称雄世界。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缺乏长期和战略眼光，是大国崛起的精神障碍。

　　世界体系的结构从来都是金字塔型的，位于上端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手段去开拓自己的经济边疆，也拥有更多的手段去转嫁自身的风险和危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自由贸易是这些手段的一种，传统的学术界和商业界有一个共识，即贸易是不流血的战争，贸易和自由贸易绝不能划等号。比较优势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自由贸易理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比较优势理论和自由贸易对于急于获取经济利益的后发国家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一个贫弱的国家还能企求些什么呢？有人愿意买它的东西都很不错了。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却认为自由贸易只是搞垮后发国家民族工业的手段，只有当贸易发生在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时，这种贸易才是互利互惠的。发达国家富强起来之后，一脚踢掉自己赖以向上攀登的梯子（保护贸易），篡改自身的历史，向后发国家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们是靠自由贸易发家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强者和胜利者书写的。

　　中国的崛起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在经济、技术、战争技术及其组织方式的发展、社会制度和习俗的改进与完善上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的追赶必须建立在对技术和产业的追赶之上。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仍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强大的国防力量是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走向自由、民主和富强的过程中，崛起中的大国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张隐秘面孔，正是天鹅绒手套里隐藏的铁掌成就了天鹅绒手套的美丽外表，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大国崛起的形象才不会被扭曲和误读，才能为当代中国提供更有意义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