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要在本周六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谈谈《大国的较量》，给我传来了一份采访提纲，提出了十来个问题。能回答的，我都如实地回答了，只是回避了第二次被禁的情况，那件伤心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记者：我们知道《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这本书在脱稿12年后才于最近出版面世，这是为什么？能谈谈这本书被雪藏如此之久的原因吗？
吴海民：书稿是在1997年3月定稿的。当时的书名定为《与美国谈判》。还在定稿之前，就有十多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前来约稿；落笔后，约稿的出版单位更多，包括一些最知名的出版社。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出版社，都对这本书将会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市场反应充满信心。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盼望能它能在谈判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但是没有料到，审稿时出现了很大麻烦。先是交给张月姣审（她当时是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和市场准入谈判的主谈者之一。现在是WTO的大法官），她看了很兴奋，一个字儿也没删。但她觉得此事重大，又送给了龙永图再审。
我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等来却的是一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大红字头的信。是龙永图同志的一封亲笔信。我至今还保留着。龙永图说：“据我所知，以如此详实的材料、几十万字的篇幅介绍贸易谈判，在中国尚属首次，感谢你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但他提出这本书暂不宜出版，理由是：“在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阶段，特别是美方当事人（巴谢夫斯基、李森智等）都还在台上并正与我们打交道，文章发表后恐有负面影响，可能在外交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被动。”龙永图还特别写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说：“我已把上述看法报告了吴仪部长，她表示请你务必从当前的大局出发，一定不要出版此书，对你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鉴于此我建议你暂不要发表。”最后，龙永图郑重地写道：“由于此事我已请示过吴仪部长，请您也将此看成我们的正式意见。”
读到这封信，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新闻人，我的最大心愿和职业精神是将自己掌握的事实尽快公之于众；作为作家，5年中为这部长篇付出的所有心血只为了捧给世人。但这封信的语气是十分郑重的，是不可抗拒的，“务必”、“一定不要”、“我们的正式意见”、“国家大局”这样的字眼儿，都让人感到没有商量的域地了。如果一部书稿真的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它真的使中国“可能在外交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被动”，那就是我们谁都担当不起的，无论是作者、出版者还是审稿者，都担当不起。
冷静下来想一想，当时中美关系的确处在十分微妙的阶段，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随时可能再燃烽火，中国的复关谈判更是关隘重重，阻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对华政策令人捉摸不透，中国年轻人“对美国说不”的情绪相当高涨，克林顿能否访华的事情议了几年了还一直定不下日期。中美双方在贸易战中神经都拉直了，相当脆弱和敏感。这部书会不会真的成了“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担忧，也许不是多余的。考虑到这些，从国家大局出发，书的出版应该格外慎重。因此，接信后，我谢绝了当时所有索稿的出版单位。
记者：这样一部引人关注的书稿藏得住吗？一藏就是12年？
吴海民：书稿完成时我正好被任命为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副司长。在这样的岗位上，一切必须更加慎重。半年后我又去创办《中国引进时报》，所有注意力和精力都在报纸创刊的运作上，书稿的事自然完全放在一边了。当然，书稿确实是“藏”不住的，两年后曾发生了一件相当曲折的事，使这部书差一点轰轰烈烈的面世。这件事今天不提了，提起来心酸、心痛。反正打那儿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写长篇了，包括已经拟订的《香港谈判》、《两岸谈判》等大型采写计划全部放弃。我开始以全付精力“写作”另外一部大书——《京华时报》。这张报纸从筹备到创刊到发展已经10年了。我的全部心思都在办报，把书稿几乎全部忘记了。只是由于我的《中国版权备忘录》15年后于去年再版重印，才重新勾起了《大国的较量》。我在原来的老房子里一堆布满灰尘的旧磁盘中寻找了整整一天，才翻检出了它的原稿磁盘。当我把它转换为新的格式重读一遍的时候，真是激动万分。不仅因为找到了它，而且因为我被自己这部陌生的书稿深深打动。
记者：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中国加入世贸曲折过程的解密之作吗？您在书中有哪些大尺度的解密？
吴海民：《大国的较量》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为主线，同时写到了中国的复关谈判和中美市场准入谈判。这是上个世纪末中国面临的三大谈判。三大谈判紧紧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往往身兼数任，如吴仪、石广生、佟志广、孙振宇、龙永图、张月姣，既谈市场准入，也谈知识产权，还谈中国复关。美国贸易代表处的谈判代表也是一班人马。中方还有一些代表是专谈知识产权的，如刘杲、段瑞春、邬书林、董保霖等。他们的谈判风采在书中都是首次披露。
龙永图给我的信中曾提醒说，国外一些重要人物的政治外交纪事，也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才解密的。现在，已经雪藏12年，是可以解密的时候了。至于书中哪些内容是大尺度的解密，可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凡是大家闻所未闻的，都可以看作是解密的。而这部书里的所有对谈判现场情景的记述都是读者从未见过的。同时，对外谈判背后的高层运筹帷幄、部门利益之争也是鲜为人知的。由于采写的完全独家性，这本书具有唯一性，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
记者：您作为一个著名的媒体人，同时又是知名作家，创作这本书的因缘和背景是什么？
吴海民：我从1992年开始为创作这本书进行采访和准备。最初是应外经贸部国际司关贸处的邀请，准备采访创作一部记录中国“入关”进程的长篇。关贸处的全体同志都对我极其热情。中国“入关”的进程，历尽曲折，惊心动魄，大家对“按时入关”充满憧憬又比较乐观。按当时的计划，这本书作为庆祝中国“入关”的一个内容，先进行前期的采访写作，再让我一起去日内瓦亲历谈判的最后回合，争取于1994年底中国“入关”时同步出版。为此，我在关贸处“上班”几个月——每天有半天时间在关贸处采访和查阅资料。大量震撼人心的事实，许多鲜为人知的谈判花絮，让我处于高度兴奋之中。
然而，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国于1994年底“入关”的愿望落空了。接着是漫长而艰苦的复关谈判、市场准入谈判和知识产权谈判。原来的创作计划不得不调整，我开始关注当时紧张而激烈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我与一大批中方谈判代表进行深入交谈，做他们的朋友，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讲对手的故事，讲中国与美国的故事。我还有机会直接到谈判现场以谈判者的身份实地观察和体验，成了一个“谈判桌不说话的神秘人物”。同时我参加了大量的谈判外围工作，如起草就中国激光唱片盗版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作为中央联合调查组成员到南方检查，受领导的委派到部分地区进行暗访等等。我不单单是一个采访者，更是一个参与者。加上其他方面的积累和储备，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有了深入的理解，也有了特殊的检验。可以说，没有这些经历，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甚至是根本就采访不到的。
记者：您作为记者和作家，能亲自参与重要的对外谈判真是非常难得的，能给我们的读者谈谈现场的感受吗？
吴海民：感受真是新奇而刺激。想想看，一排中国人与一排美国人隔着桌子面对面，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经过了授权，什么话不可能有授权，什么话能把对方拉过来，什么话会把对方赶出去，什么话是失误，什么话是陷阱，什么话是虚晃一枪，什么话是露了底牌，什么话能把两个大国拉近，什么话会把两个大国搞僵，什么话将受到人民称颂，什么话会遭到人民唾弃，什么话是爱国，什么话是卖国。这实在是难为了代表们。他们该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大国的较量》书稿完成的时候，我给它提炼了一个简短的“题记”，即谈判代表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大致概括了谈判代表们当时的心情和谈判时的情景——“谈判是什么？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没有炮声的搏斗，是礼貌的厮杀，是香槟酒杯对撞的叮当声中暗藏的博杀，其紧张激烈的程度简直令人窒息。谈判桌上，不能轻易地说一句“yes”，也不能轻易地喊一声“no”。一句不假思索的“yes”，可能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一声不负责任的“no”，也许会使本民族丧失一个重要机遇。经济战是今天的战争。谈判是战争的前沿。谈判桌上的各方较量，无不是为了给本国家本民族争取更大的利益和生存空间。”这些话最初是佟志广给我说的，他说这些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几乎要窒息了。后来当我身处谈判现场的时候，真正理解了这些话。我们的谈判代表们都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为国家争取利益的。甚至，他们有时是背着“卖国”、“奴才”的骂名在为国家争利益的。他们是大智大勇的国家英雄。但他们的英雄行为有多少人知道？
记者：书中关于吴仪的描写非常传神，“铁娘子”吴仪魅力展现无遗。您有亲自采访到吴仪吗？作为一个采访者，吴仪在您的印象中是什么样子？
吴海民：吴仪是不会接受采访的，准确的说，是不接受任何个人化采访的。也就在前几天，这本书已经送给她老人家了，她看了很高兴，当时在场的几位同志提议说，是否可以考虑让我给她写一部传记，她谢绝了。她的这种性格和风格，从她的彻底“裸退”中，大家就可以充分理解。在位时干得轰轰烈烈，退休时退得干干净净，国家的事兢兢业业，个人的事清清爽爽。这正是吴仪的魅力的一部分。
吴仪是谈判的主角，更是这本书的主角。书中所有关于吴仪的记述和描写都是间接采访到的，包括采访其他谈判代表和吴仪同志身边的人、与吴仪近距离接触的人。许多精彩的故事和谈判花絮，其实在这个层面都被津津乐道，只是没有流传到坊间社会罢了。这些故事和花絮采访收集的多了，特别是通过她身边的同志动情的介绍，一个性格鲜明的吴仪也就浮现在眼前了。她的刚毅、果敢、机敏、爽朗，包括她在顶着极大压力和屈辱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的柔婉，作为“铁娘子”的“铁”的一面和“娘子”的一面，都不是靠描写能描出来的，而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和细节自然展现出来的。有的朋友看了这本书后说，吴仪从电视上走到书里来了，走到我们大家面前了。喜欢这本书的读者，有不少正是被吴仪的魅力吸引过来的。说实话，我还真的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有条件为她老人家写一部传记。
记者：您是如何把这些谈判技巧表述得如此精彩而吸引人的，您觉得哪几个谈判场景值得推荐读者仔细阅读？
吴海民：首先是谈判本身很精彩，谈判代表们的表现很精彩，他们的人生很精彩。比如说第一个出场的佟志广，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和中国首席谈判代表，就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那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慨和他不离手的大烟斗，就如一篇书评说的——像三国时周瑜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幽默风趣的言语也可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第二个出征的就是吴仪，从她的出师不利泪洒华盛顿，到在北京坚决地组织的中方大反击，再到华盛顿与美国的“铁娘子”二次交手，直到最后，她手里拿着的几张反贸易报复单子给美国驻华大使谈话，都意味深长。书中对美方的主要谈判代表也有一些描写，如希尔斯、梅西、巴尔舍夫斯基、李森智、莱尔等，这些人物应该说也是各有特色的。如其中的一个情节：美国人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实在熬不住了，在谈判大厅里唱歌，歌词唱为“外经贸部是监狱”，那种场景也把美国代表的无奈和尴尬表现出来了。至于我曾参加的谈判，对现场有一些更直观的描写，会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至于说哪场谈判更精彩，这靠读者自己去感受。阅读毕竟是一种“一对一”的体验，每个的人知识积累和兴趣点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读者甚至可能更加关注发生在国内的“中国人自己的谈判”，如关于著作权法立法时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戏剧性争论，再如围绕专利法的修改部委之间的“打架”，当时有的部长甚至拍桌子怒吼“如果通过这个法我就不当部长了”，它反映的是中国在与国际惯例接轨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这些内容也令人深思。
记者：12年前您表现的大国博弈惊心动魄，12年后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以及金融危机下两个大国的博弈出现了那些新的特点？
吴海民：双方的较量还将继续。中美之间的经济战肯定还要打下去。只是表现方式会有不同。这背后，是双方的国际地位和经济政治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上世纪的谈判，中方是非常被动的，那是在美方“贸易大棒”的巨大威胁下，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中进行的，那是美国在逼迫中国就范。今天，美国向中国施压越来越不灵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更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国。中国不怕与美国谈判，中国也不怕贸易大战。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华盛顿不大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美国如果“玩火”只会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又多了一层担心，认为“美国经济的危机遇上中国经济的减速，将会造成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产生对抗的客观环境，有可能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发生动摇。”在美国，商业和劳工组织以及一些议员仍在力劝奥巴马新政府对中国采取比小布什更强硬的路线。人们也不要忘记，奥巴马在他的竞选中曾经对选民们特别承诺，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做法。他抨击当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抨击中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尽管这些批评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强烈，人们还是隐隐感觉到，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贸易关系恐怕难免擦枪走火。这种感觉是现实的。比如说，奥巴马在他上任的第三天就开始对中国发难了。由他提名的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向考查他的参议员提交的书面证词中指责中国操纵货币，并且明确地说：这是奥巴马总统的观点：“奥巴马总统——在众多经济学家的结论的支持下——认为中国正在操纵货币。”此言一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除了货币问题，还有一轮又一轮所谓的“双反”调查。知识产权也仍然是一个焦点，美国把中国推上了WTO法庭，官司还要接着打。
记者：奥巴马当选后，您曾预言他将不会匆忙受访中国，您是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的？
吴海民：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预言。只是在书的补记里，我谈了这样一件事：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前夕，《新闻周刊》发表一篇耐人寻味的文章，题目是《奥巴马为什么应该首访中国》，作者加滕的身份也很权威。加滕说，奥巴马的第一次出访应该去中国，而且应该在宣誓就职后的一个月内。这篇文章曾在美国和世界政坛引起了一阵猜测。奥巴马会访问中国？一定会。奥巴马会破天荒的首访中国？一定不会。大多数美国总统当选后出访的第一站是邻国加拿大。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都是这样选择的。小布什打破了这个传统惯例，选择首访邻国墨西哥。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总统选择首访亚洲，更没有哪个美国总统选择首访中国。奥巴马当然也不会首访中国，他只是让希拉里前来中国打一个前站。
不过，许多国际人士都力促奥巴马早日访华。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是国际政策太平洋委员会中国特别小组成员普拉特写的。他给奥巴马发出忠告：“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特别突出了中国和美国命中注定的相同点。中国和美国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至少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没有这样紧密过。正是这个原因，在这个关键时刻，胡主席和奥巴马必须建立某种特别的关系。忘了法国的萨科齐、加拿大的哈珀，甚至英国的布朗吧。他们都是一个池塘里的小鱼。需要接触的是那难得一见的大鲸。在这个世界上，萨科齐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奥巴马渡过危机。但胡锦涛可以，反过来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是为彼此而存在的。如果他们两个人不争取进行一次高质量的会谈，那就是在浪费他们自己的时间。奥巴马没有过多地谈论中国，也许甚至没有对中国考虑过多，但他现在应该就开始这样做，否则就太迟了。”
至于如何定位中美关系，这实在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又是一个世纪性的大问题，我是不敢妄加评说的。
记者：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您觉得就中美关系，特别是中国贸易纠纷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
吴海民：如果说哪些值得期待，还不如说哪些值得警惕。比如说，大家要警惕同一天的两条新闻： 11月5日，美国宣布奥巴马将于11月15日到18日访华；也是在这一天，美商务部决定对我国油井管征收最高达99.14%的反倾销税。美国人一惯地爱玩这种把戏，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这两则新闻也给人这种强烈的信号。
今天的中美关系，其他方面的磨擦也许会渐渐缓和，但经济贸易战一定会打下去的，而且会成为中美关系磨擦的主要表现方式。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将要衰落的大国，而且是影响本世纪的最重要的两个大国，经济贸易战会成为常态，而且呈现愈演愈越之势。一个数字：仅今年前三季度，美国就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14起，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同比大幅上涨639%。中国商务部也宣布对美国汽车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当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裁对中国铜版纸等产品征收“双反”关税，而中国则宣布对美部分小轿车和越野车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这都是近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事。如此密集的报复与反报复，还是不多见的。可以想见，奥巴马到中国来还会向中国施压，只是他的施压不再那么灵了。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太平洋两岸大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中美两个大国当然是互相需要，必须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美却在意识形态、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相当复杂的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不可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只能靠谈判来磨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和较量》会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它是两国复杂纠结关系的一个象征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