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散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中说到自己在南方和北方下乡劳动时的感受，说由于劳动工具的粗糙，使人经受着巨大的肉体的痛苦。这种粗糙的工具，在南方是一条扁担，在北方是一辆小推车。他由此想到了西方劳动工具的发达和中国劳动工具的不发达，并从文化上予以阐述，说西方人重视自身肉体痛苦的感受，所以十分注重通过物质的改造和进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中国人呢，因为其更为注重“亲亲敬长”，自身的痛苦是小事，所以不太注重对劳动工具的改善。

　　这种关于“粗粝的物质”的说法，可能涉及中西方文明演进的诸多考察，有待讨论。本文想说的是物质的另一面，即华美的物质。在中国文化中，不管劳动工具是否可比肩于西方，但在“锦衣玉食”等用于享受的物质方面，一定是超越西方的。我们有雍容华贵的服饰，有精致可口的美食，有极尽所能的器具，有雕梁画栋的建筑······我们在用于享乐的物质上的“华美”程度，即便到了今天，也够很多老外“惊诧”一阵子的。

　　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人拙于劳动工具改善而长于生活性的物质建设？这恐怕与王小波所说的中国人的“亲亲敬长”不无关系。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参与华美物质建设的人，从来都不是这种物质的享受者，同时，这种物质的享受者也从来是不参加劳作的。在专制与权威的等级社会中，社会财富（也包括地位）的配置遵循严格的从高到低的秩序，底层所有的物质报酬往往来自于上层的仁慈和愉悦。因此，为了讨好上层而取得基本的生活条件或者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在为上层服务的时候，底层参与建设的人（或者雇佣他们的人、管理他们的人），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即要尽最大的可能，将自己担负的工作做得让“雇主”满意，为了达到这个“满意”，不惜工本，不惜体力，更不惜人力，这一“奇技淫巧”的创造过程，就是博取欢心的过程。当然，博取欢心并不是制造者/管理者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自然是分得自己的“一杯羹”和多“分一杯羹”。

　　于是，历史上对用于享乐的华美物质的无穷尽创新与创造，就在这讨赏与封赏的畸形财富转移渠道中，诡异地迸发出了夺目的华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