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地毯

孙甘露

      在被笼统地称为“红毯” 的绿地毯旁，停泊着本年度东京电影节的赞助商丰田公司的白色新能源轿车。商业、环保、醒目、节制。如同一般日本电影的风格：唯美含蓄；而“红毯”上一众日本影星的打扮，则有点另一路日本电影的风格：肆无忌惮。

由影展招贴画上的赞助商，想起上周在法兰克福的中餐馆里吃着乱投盐的青菜时，重读到的这么一段老话：“当商品无法越过边境的时候，士兵就要越过边境了。”遥望历史，那些公平的交易几乎可以假和平鸽来装饰。扯开一点，如我曾经引述过的，已经辞世的索尔·贝娄写过，在当今这个时代，要是有人拉你一起做生意，那几乎意味着爱。

      电影业已经是成熟的商业，写字这一行就没这么幸运，去年十月在首尔的东亚文学论坛上，日本作家岛田雅彦在喝了几杯之后，直率地忧虑这个车轱辘论坛两年后转到东京时的开销，他声称，很难找到企业资助文学会议。看来经济率先在写字的人中间衰退了。按照阿城的看法，古往今来，除了走狗屎运的，全世界大部分作家差不多都是叫花子。

      如今，这些人更是被出版商支使得蛮世界乱转，刚刚谢幕的法兰克福书展即是一例。这个在傍晚的寒风中庄严开幕的书展，前有本年度诺贝尔奖得主赫塔·穆勒（这位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的挨饿经验详见《南方周末》对她的访问），后有好几百在展厅外的过道上扒拉自助餐的正装写字人，看上去似乎都有过挨饿的经历。当然，在那个以严谨著称的国家，没有谁被饿着。大部分与会者都腆着肚子，肚子上的西装还算体面，那种皱巴巴的风格就是所谓作家范儿吧。

说回写字读书。回沪看的第一篇文章即是陈子善先生新发现的张爱玲轶文《炎樱衣谱》。一九四五年，张爱玲入股这家炎樱姐妹打理的时装店，在为开张撰写的广告中，疑惑地（我也为她在此处的疑惑而疑惑。）问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对现实表示不满，普通都认为是革命的，好的态度；只有对于现在流行的衣服式样表示不满，却要被斥为奇装异服。”高傲如张爱玲，为何要在一则缀满电话号码、营业时间的报纸广告里掩饰不住的发作小说家的毛病？

她仿佛不经意地提到了鲁迅某次对女学生演讲时提及的“诸君的红色围巾”，子善先生找出收入鲁迅第一部杂文集《坟》中的《娜拉走后怎样》，指出：这“仿佛不经意的信手拈来，其实恰恰暗示了张爱玲与新文学之间紧密而又复杂的关系”。隔一天张爱玲在她所撰写的第四则广告中，又提到了穆时英所谓“心脏形的小脸”，由她所推荐的有着“十七八世纪法国的华靡”的红钮绿袍。瞬间不由得令我想到纳博科夫所谓“梨形的眼泪”。

在这家时装店筹备之初，合伙人之一，炎樱的妹妹就曾嚷嚷道：“爱玲能做什么呢？”广告中，张爱玲对那些定制衣饰的描绘，即是那个时代日常服饰的档案，也为她的小说人物的衣着所蕴含的意味提供了物质的解释。爱德华·谢弗在他的巨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一书序言中，援引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写下的话：“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

时移势迁，世事倒应了张爱玲广告中的那句话——“人像一朵宫制的绢花了。”

原载2009.10.27《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