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飞速发展、巨大的工程抱负与共产主义力量的完美结合，对外开放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寻求一种全民共同的价值观，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疆界，这些都是现代中国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特色

　　充满活力的经济

　　如果我们归纳今天中国的特色，无疑，首先意识到的一定是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活力变得更为富有和发达。

　　不可否认，这种在短时间内的迅猛发展，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归因于中国的活力在过去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那个时代的苦难，随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蒙受了巨大灾难。在东亚的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停滞不前。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化不过是以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发展活力重新开放了自己。在整个后帝国时期，我们见证了中国成长与发展的大体连续性。今天，我们只是正在经历一段赶超时期。

　　二十世纪的一、二、三十年代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中国位居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社会之列。中国银行在整个中华民国的每个主要城市提供储蓄业务。随着国民党的崛起—其强大足以终止这种趋势—才出现对国有企业的偏爱，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得以扎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两个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至今日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特色。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远远越过了国家计划时代，来到了一个或可称之为“指导性计划”的时代。在“指导性计划”时代，私营企业的空间非常巨大。当前，这种空间比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末期都要大得多。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两个领域的合作与紧张关系仍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国有企业能维持下来并继续发展，在世界上除中国之外，似乎别无他处。

　　实体改变的政治意愿

　　或许中国最有特色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它通过大规模高速公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整个国家改天换地方面所获得的成功。一方面，这是一项最新的成就。但它也是中国领导人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最早拥有这一梦想的中国领导人是孙中山。他于1921年撰写了《实业计划》一书，书中谈到了要在中国修建十万英里公路，让每个中国人都拥有一辆廉价汽车。这些目标至今尚未达到，但是中国在朝这些方向前进。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发展实质表明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雄心。国民党创造了一种被共产党后来继承下来的官僚经济。这种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去了台湾，并谋求台湾的发展。在现代中国，这是一个或可称之为“工程抱负”的胜利。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属于一个工程国家。像早先的九名常委一样，今天中共政治局九名常务委员全部都是工程师出身。毫无疑问，这绝非偶然。

　　正是工程抱负与共产主义力量的密切结合使得中国成就了任何国家都成就不了的事。你也许不赞成每一项工程。但是只有在中国，三峡大坝才能通过财政资源、工程才华及能力、政治意愿的结合得以修建。只有在中国，你才能在每个城市都看到目前的基础设施水平，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它甚至超越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战后雄心。在当时的美国，修建国家公路系统可以不用太过担忧律师以及特殊利益集团。而在今天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关于现代中国应当有怎样的面貌，是孙中山做了最初的设想，而非其他任何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认为，现代中国不应该只是在统治方式上现代化，它还应该是一个从外观上改变了的中国，而且还应该在科技上现代化。除毛泽东以外，从孙中山一直到胡锦涛主席，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同怀这一梦想。我们环顾四周，成果无所不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是引人注目而且显而易见的，也令世界为之钦羡。我们能在大学领域就看到这一点。举例而言，哈佛大学拥有一座十年前购买的新校园，园中一直寸土未兴；而如此之多的中国大学却已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修建了全新的校园。

　　国际主义倾向

　　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有一个特色是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在1978年之后才向世界开放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真正闭关锁国的年月很短很少，除了1960年至1972年。

　　现代中国是通过国际交往，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愿意接受国际影响并得到了发展。它已经像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派一样采用了它认为有益的各种形式，从商业组织形式到政治组织形式。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义的全盛时期会被指控为孤立主义者，但是在大部分的历史上，它都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政党。毕竟，它的成立是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是与苏联合作的产物。事实上，没有苏联就没有共产党，没有苏联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难以磨灭的苏联基因。这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力，并不是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而是中国领导人主动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商业组织形式及大学的性质亦是如此。国际关系并没有阻碍中国，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国际关系的存在中国才得到了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宽泛地讲，一直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并非存有戒心，而是一直在迫切地寻求。不幸的是，毛泽东主义时代从1960至1972年与世隔绝。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中国深陷于与苏联阵营的关系之中。那时，中国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后来，毛泽东不仅退出了冷战的两个国际阵营，将中国带入一个无比危险的孤立境地，而且他还做了一件早期国际主义政府不曾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诋毁在毛时代之前的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我认为当代中国既非常对外开放，同时又为自己的历史、文化根源而自豪，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是非常可能的。今天在中国，这些六十年间无人问津的历史文化根源又在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研究。

　　注重文官制度

　　中华文明的伟绩之一就是将宋朝的考试制度带入了二十世纪。它是一种根据学识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官制度形式。所谓文官制度只是一个表面的说法，并不是说文官独立于君主进行统治，而是说它深深植根于社会、在社会底层中具有合理性。文官制度之所以“文”，是因为文官们受教于文明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传遍整个东亚的价值观念。要弄清是什么价值观念将这个社会聚合在一起是当今的一个巨大挑战。还是马列主义吗？还是古典教育吗？我的感觉是，中国学生对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特别精通。

　　将中华文明凝聚在一起如此之久的，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观。眼下人们正对此有所寻求。从胡主席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可反映出这种寻求的渴望。我们可以说，和谐社会这一词组不存在于任何经典文本，而是一个委员会的成果。也就是说，它出自于一个非常现代的政治程序。

　　我认为，对价值观念的寻求和还政于民的制度（或者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某种形式）的寻求是相容并存的。“人民应该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这句话邓小平说过，胡锦涛主席重述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似乎并没有清晰的途径。如果缺乏对社会权威的更大制约，就需要通过更加独立的司法制度或新闻界，乃至其他力量（如选举）的手段得以实现。如果做不到这些，良好、诚实地治理这个国家就会面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实际上，治理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似乎是相当困难、费力的。我钦佩并体谅肩负重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比治理一个只需在基层做出大量决策的国家要艰难得多，因为他们要负责一切。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易货贸易合作时期，周恩来不得不每年决定大豆的价格。考虑到他所担负的诸多其他职责，这很令人惊异。一种让治理中国更加容易的政治改革是符合所有各方利益的。

　　军队的重要性及维护领土完整的能力

　　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显著特色即是职业军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国家的统治。尽管拥有政党机制，但这个国家仍然不能摆脱军人统治，也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者的统治。过去，毫无疑问，中国最有权势的人被认为是天意的化身。在一个强大的文官官僚体制下，兵役被认为是比文官制度低得多的制度。然而从1927年至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一直是军委主席。不论他们是否拥有别的什么头衔，军委主席这一头衔才是最重要的。在国民党时期，最重要的头衔是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个主要转折点中，军队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想一百年前，那时，我们的世界主要是由一些帝国组成的：罗曼诺夫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法殖民帝国以及大清帝国。今天，除了现今化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清帝国，那些帝国中都一一瓦解。也就是说，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功地大体上—并非完全、但是总体上—维护了清帝国的疆界，保卫了一个中国人领导的多民族国家的疆界。我认为，在1911年，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保住这个辽阔的“国家”帝国。在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这个国家以极大的外交技巧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外交部拥有更多的专业文职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它这样做是出于其保卫疆界的决心：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作战收回满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妥协。不论是台湾、新疆或是西藏，也无论人们认为它是好是坏，全世界对中国主权的认可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的确也成为当今现代中国的特色之一。

　　柯伟林（W.C.Kirby），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