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二)

 

4，1980年的“南宁会议”之后，谢冕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几个月后，您也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对“朦胧诗”做出了最有力的辩护，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根据您描述的发表经过，这篇文章是《诗刊》为了对您进行批判才得以发表的，请您详述一下这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

 

1980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我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而且还因为我当时为了参加会议，带去了一篇论文《新诗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他说，这个人发言虽然偏颇，但是论文还有东西。谢冕很快就写出了《在新的崛起面前》。我写的文章是《诗与小我》（见本书）。两篇文章，都没有特别引起注意。虽然这标志着：关于朦胧诗的论争进入了第三阶段,从口头移到了全国性的报刊和出版物上，从片段的感觉印象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朦胧诗也顺理成章地以其艺术风貌开始了征服出版物的历程。不久,《诗刊》上出现了章明先生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举的例子是“连秋天的鸽哨都是成熟了”，鸽哨怎么能成熟呢？这种朦胧令人气闷。于是，“朦胧”这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虽然它很不科学，内涵很不清晰）就代替了“崛起”，而在谈及朦胧诗的理论的时候，由于它并不朦胧，仍然以“崛起”名之。“崛起”也并完全是谢冕的发明，前不久，在报刊上有一篇表彰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叫做《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谢冕以他的文采和情采让地质学的“崛起”变成了文学史，思想解放的历史关键词。

由于南宁会议的影响,又加上《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就决定展开讨论。最初他们请蔡其矫代表朦胧诗人作辩护.文章写成了,但诗刊不满意，当时我正在前门一家旅馆里，编辑第一期的《诗探索》。这个刊物是南宁会议的产物，会后由张炯、谢冕、雁翼、杨匡汉和我等作为编委。张炯请我到北京住在崇文门旅馆里编辑第一期刊物。《诗刊》有人看了我为南宁会议的论文,又听说我的发言,就请我去写。我写了《给艺术的探索都以更自由的空气》。不久，《诗刊》开始登载朦胧诗，到了八月，还邀请十四位可以接受的年轻诗人（除了北岛、芒克、食指等等）去参加“青春诗会”。不久以后，《诗刊》在北京郊区定福庄广播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朦胧诗讨论会。这是一次真正的理论的而不是感觉印象的交锋。双方摆开了阵势，旗鼓相当。据《诗刊》一位编辑说，支持者以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等为代表，反对的以×××、××、××为代表。据同一位诗刊的编辑的粗略统计，支持和反对的是14对14，但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还有钟文，由于是大学教师，学术资源比较丰富，尤其是吴思敬，言必有据，说着说着就掏出一张卡片。当时在《花城》工作的诗歌评论家易征还找了一个反对派中有分量的人士，对他说，要和崛起派辩论，光懂得古典诗话，是不够的。会上部分言论的综述以《一次冷静而热烈的交锋》为题发表在第1981年第1期的《诗刊》上。在那里，记录了我一段很直率的言论：我们的新诗史上，有为革命奉献了生命的诗人，如殷夫、陈辉，然而他们对新诗的艺术并没有什么贡献，而那些不革命的，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如徐志摩、闻一多，还有不革命时期的何其芳，还有参加了革命组织，而不革命的戴望舒，却对新诗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种议论在当时把诗歌当成“炸弹和旗帜”，当作时代精神的号角的主流理论来说，是惊世骇俗的。

争论的焦点之一：诗人的自我和人民大众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反对一方提出的自我必须是人民大众的大我，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小我。一个理论家沿用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大写的我”说法提出：诗中的个人的“小我”是手段，而代表人民的我是“大我”，才是目的。

我有一次长篇发言，整整一个上午，包场。我说，大我是普遍性，小我是特殊性，而根据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特殊性大于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大我，大写的我，从《圣经》中来，大写的“他”是上帝，大写的我，隐含着把自我当成上帝。后来，我在《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中，回忆这次发言中最尖锐的部分，从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的异化理论来阐释自我如何被消灭的：

 

费尔巴哈说，神是人的异化。把人的光辉品性，人的丰功伟绩，异化为神的创造。因为你跪下来，他才显得高大。我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同时也是人格理想蓝图，那就是领袖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是，这是与人性矛盾的。因而，费尔巴哈的说法似乎需要补充：在一切造神过程中，同时也在造鬼。除了一神以外，一切都是魔鬼。鬼和神相对立，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鬼也是人的异化。不过神作为人的救星，是人已经实现的丰功伟绩的异化，而鬼则为人尚在追求的精神和物质愿望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原罪，人的鬼化。不过，它的实现，不是以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而是以中国式所谓群众政治运动。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而政治运动是群众的狂欢。“打倒一小撮，解放一大片”，总是先把一小撮鬼化，驱使一大片对之痛加围剿，以没有头脑的“驯服工具”为先进，以不讲逻辑为光荣，以无知愚昧为智慧，以人道为耻，作粗暴的竞赛。理性则被“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神圣的名义下，对鬼就不能讲什么仁义道德，领袖说得很清楚，不要什么“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连温情也是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就此成为最高的道德，反艺术成为艺术的准则。周扬和丁玲恩恩怨怨，双方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然而，换一个地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一大片”获得解放思想精神升华，享受相对于鬼的优越，却是失去了“一小撮”(鬼)曾经拥有的灵魂自由领域。思想升华到禁绝一切生命体验的高度，就不能向往提高物质待遇，因为你已经批判过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了，你不能追求知识，因为你已经批判过走资派的“智育第一”了。搞臭了一小撮的个人主义之后，实际上是搞臭了自己。你的精神富有得只剩下“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神圣了。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窘境，我把它叫做自我取缔加精神摧残的救赎感。外国人这么对待我们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人，为了中国的光辉前程，忍受精神苦难和物质贫困的奴性变成了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怀疑变成恶，挑战变成罪，以忍受之苦为乐，可又不是苦行僧。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可能这就是宗教。群众运动不是一次性的，此一轮一大片中的人，又成了下一轮的一小撮的鬼，一番又一番的轮回，造成人人可能变鬼的恐怖的恶性循环：批判胡风的成了右派，批判右派的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又成了党内走资派，批判走资派的，又上了“贼船”，批判上了贼船，给人戴高帽的，结果被戴高帽，以凌辱他人为乐的，又被他人以同样甚至加码的程度凌辱。神的祭坛上，神的权威越来越高，而把鬼送上祭坛上，人的灵魂的领域日益丧失，等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神的权威达到“顶峰”，“最高、最高、最高”，人的全部良知、智力则被全盘取缔，变成等待成鬼的躯壳。全中国只剩下一个大脑在合法地思考。其它皆为非法。[1]

 

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

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我写信，说是，你的稿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还是发表比较好。请我把稿子寄回去。此时，我也说不好自己是傻还是聪明，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要批判我啊？我把稿子的主要观点，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谢冕，让他把关，如果有重大问题，就给我来信，没有问题，就算了。过了一些天，谢冕没有来信。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把自己稿子里最直率的话都删了，给了《诗刊》。后来，我得知，《诗刊》那个挺有地位的女诗人（柯岩），看了修改的稿子，对张炯说，你们那个孙绍振“缩回去了”。在1986年，鲁迅文学馆筹建的时候，向我征集手稿。有多少他们都要，但，我只给他们那个原稿。

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很多人后来对张炯不满，我一直对这位老同学，在人品上，怀着敬意。他虽然已经是官方人士，但是，敢于冒这个风险，难能可贵。我当然有些紧张，就写了信，给《诗刊》，说是，文章要修改，请他们把稿子退回。但是，他们回信说，刊物已经付印，“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就不退回了。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的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后来，我知道，他挺得意地说过，是敬之写了条子给他，让他写的。

差不多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我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时，主流的话语是，传统是革命的、群众是英雄的，领袖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我却说，传统是狭隘的保守的，不但不能顶礼膜拜，相反要“挑战甚至亵渎”，那些靠几句语录吃饭的人士，当吃不消，受不了。程代熙硬把我往叔本华身上挂，其实，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叔本华。我当时醉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史，读了不少“科学学”著作。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我后来的学术论文中，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的追求，源头就在这里。在我写作《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本杂志，叫做《潜科学》，是专门发表从草创科学到成熟科学的论文的。就是在自然科学史中，我得知科学观念的突破，从来就不指望老权威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承认，只能等到老权威死亡，才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文章中用了“亵渎”这样的字眼的原因。

我这样的痛快淋漓的文风，可能是年青人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大学生来信说，我读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读程代熙的文章，却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贵州大学学生张嘉彦和工人诗人黄翔，甚至还说，如有不测，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北大女同学宣布爱上了我。还寄来了照片。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可她说，爱不爱是我的权利，接受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她从孙玉石那里弄到我和女儿的照片，还认真考虑过到福州来工作。在文艺界上层，当然也引起了反应，听说，陆定一，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四个字：“不可多得。”当时，我的感觉，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缩略语。今天看来，不一定很准确，很可能有赞赏的意思。一向扶持我们的徐迟，他也写过引起侧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八月份路过福州，请何为陪同，来到福建师大来看我，他对批判之类表示不屑。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艾青批判崛起的文章，主要意思是，崛起理论，表面上是为了青年诗人的崛起，实际上，为了他们自己的崛起。

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不理解。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直到读了更多舒婷和北岛的诗，才体悟到，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就是那种概念化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把诗写得那么长，就取消了情感的精致和语言的微妙追求。我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大抵就是发源于此种思考。

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

过了许多时间，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批判我的来龙去脉。

《诗刊》退稿，是在一九八零年底，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决策。有权威人士（陈云）指出，文艺界自由化，《人民日报》上太多消极的东西，报刊要清理。胡耀邦全力减压。说八零年十二月以前，就不要算账了。从八一年开始吧。那时，电影界已经挂上号的是白桦的《苦恋》。《解放军报》等都发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我的《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有发表。但是，一个领导人物（贺敬之），在中宣部文艺主持了一个会，把我的文章的打印稿，拿出来，表示问题比较大了。青年诗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不能让它形成自觉的理论。因而要展开评论。会议规格很高，都是一方权威报刊或部门的领导，计有：《人民日报》的缪氏（俊杰），《文艺研究》的闻氏（山），《文学评论》的许氏（觉民），《文艺报》的陈氏（丹晨）。陈丹晨说，孙绍振是我的大学同学。贺敬之不解，年龄也不对呀。可能我在南宁的发言，被一些人士漫画化，他把我当成抢话筒的红卫兵。陈丹晨说，自己是调干生，工作过几年，故年龄大一些。而孙是中学生考上来的。参加会议的，还有《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会上的人士都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闻山情绪还十分激烈。但是，都不主张用大批判的办法，故云“讨论”。但是，邹氏表示为难，说，此文已退稿。主持会议的领导，沉吟着说，那还是想法把稿子要回来。

这就是我从来不怪《诗刊》编辑写信给我，让我把稿子寄回去的原委。

当时，有关人士对讨论可能是有几分真心。不久以后，我接到丁力、宋垒两位朋友的书信，说因为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到了中央宣传部。那位领导人士问他是不是认识孙绍振。他们说认识。他就让丁、宋二位带口信给我，说，这是讨论。我们党不会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此时，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福建师大党委七上八下，不知什么路数。通过我的朋友来了解情况。我就把丁力、宋垒的信奉上。党委觉得问题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后来《红旗》杂志的柯蓝来到福州。在谈话间，问到了我的情况。他说，孙绍振的问题，虽然不是政治问题，可是是文艺思想中的政治问题。

《诗刊》当时还特地写信说，我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人民日报》理论组的马畏安来了信，说，你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我对他们提出，要平等。程代熙一万字，我也一万字。并且不得在我的文章上再加按语。我在北京的支持者要看清样。《诗刊》一个有一点资格的编辑（不是朱先树）回答说我“未能免俗”，这句话，使我觉得，这位编辑是真正的丈二金刚，我个子太矮，三十八年来，至今摸不着头脑。后来马畏安就不理睬我了。据陈丹晨告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很厌恶”。当然，我对他们的感觉，可能程度更甚。

当时老同学江枫，出于义愤，要求为文辩论。后来他的文章，在《诗刊》发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程代熙的硬伤，连艾略特放逐个性的主张都不知道。读到此文的公刘称赞江枫是少有“古道热肠”。其它省市一些文艺刊物，不少起哄参与了围攻。不过，毕竟和文革大批判不同了，不是一味攻讦，有时多少夹着一些温和客气语言。如《雨花》上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孙绍振的文章，也有深思熟虑的东西等，但是，所以这些文字，都不能改变行政权力单方面压制的性质。

按照当局的规定，我们单位应该派一个常委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但是，没有人愿意来。过了很久，来了一个，据说在省委党校教过书的。他似乎在马列文论方面并不内行。连马恩反对“席勒式的单纯的时代精神的号筒”都不甚了了。没有办法，权力与智慧不相称。

按照惯例，我《人民日报》都批评了，我们学校应该有人为文批判。由一个副校长出面请我校文艺理论权威李联明先生为文。李的回答很精致：“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当时周扬作为宣传部的首长，处境不好，路过福州，开了一个处级文艺干部的座谈会。我是一个小小的讲师，本没有资格参与。周扬点名要我去。会上我发言表示，现在就说我有错可能为时过早。程代熙说我受了叔本华（当时名声很差）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与其说我受了叔本华的影响，不如我是受了周扬的影响。我说，在1958年听周扬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我的目的就要以我们的美学标准来衡量诗歌。我的这番话，完全是不识时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话，只能给当时备受压抑的周扬帮倒忙。但周扬似乎很有修养，很沉着。一开头就平静地说，我的文章他看了，觉得我“很有诗的秉赋”。不过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不说，我的文章，是列宁说的那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会后，周扬和我握手，一个中年干部拍我的肩膀，说：“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来找我。”我看看此人，并不认识，就也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哪个单位的？”。旁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着笑说，这是黄敏同志。我不知道黄敏是何许人物。直到回来以后，才知道，是省委常委，宣教口负责人士。

 

 

5，《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篇文章对这种“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辩护：“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二、强调自我表现；三、对于传统艺术习惯的背离。”这三个方面现在看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从当时争论双方针锋相对的情势来看，这样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的表述是很有效果的，但也忽略了某些东西，譬如对“朦胧诗”与“革命诗歌”的关系，北岛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对这一关系有着很清醒的反思，“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您现在怎样评价这场争论，以及怎样看待“朦胧诗”的写作，与当时有着怎样的不同？

 

我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我觉得没有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没有什么人民的伟大。我厌恶以抒人民之情的神圣旗帜，否定自我表现，我早就说过，小我是特殊性，大我，人民之情，是普遍性，普遍性只能是特殊的一个部分。但是，我只能说，二者之间不能有人为的鸿沟，应该统一。实际上，我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民之情，只有具体的个体的人。所谓崭新的美学原则，就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核心的原则：反对用阶级的时代的人民的这样的抽象的概念，抹煞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显然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理念，不过我以一种心灵的呐喊的风格表现出来：其理论基础是，从费尔马哈到马克思的“异化”学说，这个学说，当时是王若水先生大力宣扬的。过了两年，周扬则集中到《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中去，提到更高的理论层次。我在《崛起》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那种人“异化”为自我物质和精神的统治力量的历史应该加以重新审查。在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价值也不能离开个人的精神的价值，对于许多人的心灵是重要的，对于社会政治就有相当的重要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宗教），而不能单纯以是否切合一时的政治要求为准。个人与社会的分裂的历史应该结束。所以杨炼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民族的一员而歌唱，但我更首先记住作为一个人而歌唱。我坚信：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本来应有的权利，完全的互相结合才会实现。”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这种恢复在最初的阶段是自发的，是以个体的人的觉醒为前提的。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步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地提高其存在的价值。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自然会导致艺术中的人性复归，而这种复归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种标志。在艺术上反映这种进步，自然有其社会价值，不过这种社会价值与传统的社会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罢了。当舒婷说：“人啊，理解我吧。”他的哲学不是斗争的哲学，她的美学境界是追求和谐。她说：“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从理论的表述来说，这可能是有缺点的，离开了矛盾的同一，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但在创作实践上，作为对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的一种反抗，它正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折光。从美学来说，人的心灵的美并不像传统美学原则所限定的那样只有在斗争中（在风口浪尖）才能表现，谁说斗争能离开统一，矛盾不能达到和谐呢？因为据说有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就应该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瞪着敌视的目光，怀着戒备的心理，戴着虚虚实实的面具，乃至随时准备着冲入别人的房子去抄家、去戴人家的高帽吗？在舒婷的作品中常有一种孤寂的情绪，就是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的反常畸形的一种厌倦，而追求真正的和谐又往往不能如愿，这时她发出深情的叹息，为什么不可以说是一种典型化的感情？为什么只有在炸弹与旗帜的境界中呐喊才是美的呢？不敢打破传统艺术的局限性，艺术解放就不可能实现。一种新的美学境界的发现，没有这种发现，总是像小农经济进行简单再生产那样用传统的艺术手段创作，我们的艺术就只能是永远不断地作钟摆式单调的重复。梁小斌说：“‘愤怒出诗人’成为被歪曲的时髦，于是有很多战士的形象出现。一首诗如果是显得沉郁一些，就斥为不健康。愤怒感情的滥用，使诗无法跟人民亲近起来。”他又说：“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给普通的玻璃器皿以绚烂的光彩。从内心平静的波浪中，觅求层次复杂的蔚蓝色精神世界。”这些话说得也许免不了偏颇，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他们一方面看到传统的美学境界的一些缺陷；一方面在寻找新的美学天地。在这个新的天地里衡量重大意义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中提高了社会地位的人心灵是否觉醒，精神生活是否丰富。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在生活中，要提高人的地位，自然也有习惯的阻力，但是艺术的习惯势力比之生活中的习惯势力要顽强得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当时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启蒙主义个体价值论。这是从我切身的经历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主流理论中的人民有两个特殊的内涵，第一是与敌人相对立的，第二，是和个体相对立的。人民因与敌人对立而日益崇高起来，但同时，人民越是崇高，作为人民的个体却越是卑微。当人民被提高到极点的时候，个体就被压到了敌人的边缘。建国以来，几乎每一次残民的运动，都以人民的神圣名义去推行，而人民的个体只能去打击想像中的“敌人”，以免自己从人民的边缘跌入敌人中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形成了的人的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不可分割的理论。当然和北岛的思想背景大不相同。当时的问题，不是什么大词和小词，高调和低调。在那种语境下，我根本就来不及想到什么美学，只是想出一口鸟气，发泄一下，人生能有几回呐喊的机遇来表现反叛激情啊。那时我还在思想的青春期，文章也充满凌厉之气，横冲直撞，旁若无人。说到北岛的反思，当年，我的文章中就有回答，不能排斥愤怒的价值，不过是针对梁小斌的：“多少有些轻视战士和愤怒的形象在某种条件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勇气是可惊叹的。”你们看我评舒婷的第一篇文章，是把舒婷的《这也是一切》和北岛的《回答》拿来对比的。（参阅本书论舒婷的文章）。

北岛不满当时的自己，是情志方面的强烈性，我不满意北岛的是，对生活的虚无，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的愤激。

 

6，您在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之后受到了批判，在1983年，在对“三个崛起”的大规模的批判中您也再次受到了批判，请详细谈一下您在整个论争当中受到的批判情况，以及对您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1981年，对我的批判，高潮大约持续了半年。一年之后，大约是1982年，事态比较平缓下去。我的文章又开始可以发表了。那时我有点悲观，就开始写小说，在《福建文艺》上发表了《暮雨中的自行车》，没有想到居然在省优秀文学作品初评过程中，得了奖。还是一等奖。然而，有人表示异议。又加上一个福建籍的北京归来的年青的评论家郑伯农，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小说写了“人格分裂”。最后评委会决定，让我拿另外一篇来换掉这一篇。但，这是我第一篇小说。得奖的事，就这样黄了。写小说的兴致，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小日子，又开始红火了一年多。可是好景不长，八三年的上半年，气氛又紧张起来。徐敬亚把他的《崛起的诗群》拿到大连的一个文艺刊物《海燕》上发表了。其观点和我与谢冕显然是一脉相承，在某些语言上，还更加直率。这个刊物影响不大，他又把它弄到甘肃省的《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示威的性质是明显的。最为关键的是，周扬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文艺界风风雨雨地传闻，“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即将展开。不久柯岩在西南师大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她在会上讲了话，又提起那个要艾青揪到火葬场的著名话语，形势显得严峻。说是讨论会，但是，只宣读了郑伯农的一篇文章。把“三个崛起”，绑在一起批判。据云，会议的氛围很是严峻，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已经不够了。因为不仅仅是风来了，而且是雷声都响了，来自天庭，是心照不宣的。周良沛还发表了《致徐敬亚的公开信》暗示不称同志的时刻就要到来。后来郑伯农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出来，我看到，我的那篇被当成三个崛起中“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此时有关人士早已忘记了当年通过丁力、宋垒打招呼，不会扣帽子，打棍子，抓辩子的承诺了。

周围的压力更加严酷起来。徐敬亚被强迫检讨，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弄得在吉林呆不下去，跑到深圳却长期不能落户口。北大校刊上，也对谢冕施加压力。臧克家闻风而动，把谢冕和他的通信，向上报告。口不言人过的谢冕，静悄悄地从书屋墙壁上，把曾经引以为荣的臧克家的条幅取了下来。这事，多年以后，我向他提起，他含蓄地一笑。本省漳州的中学教师在抚顺的《故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抚顺《故事报》被批判，这位教师就被隔离审查了。姚雪垠在政协常委会上，对“崛起”派发表专题讲话，加以声讨。讲话稿至少发到相当于厅级的单位。

我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托一个朋友带话给我：孙绍振不要让我踩地雷。福建省文联，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我，我不去，我知道他们要批判我。后来省文联一位女领导从东北回来，说福建省不能按兵不动，坚持要批判我。我不是省文联的人，不去，本来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她派两个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我家坐等。我回家吃饭，就被他们挟持去开会。一场早已准备好了的批判会，就拉开了架势。应该承认，当时我比较悲观，而且，也不坚强。我不是英雄，我在给吴思敬的信中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先生存，委屈一下自己，留得青山在。所以，在会议开头之时，我表示愿意与中央保持一致。一些人，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念。我硬着头皮听。会议似乎开得很热烈，当中还休息了一下，继续开会的时候，有些人的稿子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来，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来了，不待发言完毕，就讲话，说：孙绍振已经跟中央保持一致了。不但是那些发言的，就是我，都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检讨嘛，就一致了？会议就这么草草结束。一个朋友告诉我：警报解除。我不知是真是假。就在那个会结束的时候，那个叫我不要给他地雷踩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约我写一篇自我认识的稿子。我虽然不够英雄，毕竟也是老运动员了，却不想留下白纸黑字的检讨。就很干脆地以朋友的口吻对他说，说句老实话，我还没有摸到贵党的底。这个副部长，其实是个书生，他本以为是帮我过关，听我的话时一脸茫然。

过了好些年，我才知道，省委书记项南听说在开批判我的会，大发雷霆，说：“我还没有调走呢，你们就开会批判孙绍振啦。”于是宣传部赶紧收兵。因为他们知道，项南在一些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贺敬之的不敬。有一次，他在一个青年作者的会议上，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老实说，青年人也不怕那些张牙舞爪。正是因为这样，我在三个崛起挨整的过程中，是最为轻松的。

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并没有限定时间。她马上回信，请示了领导，我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不限定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拖过一年。我就没有再回信。让她去望穿秋水吧。

过了一年，福建省文联的一些人士可能觉得我在三个“崛起”中，太便宜了，又派了一个人来，此人是我福建师大的同事，特地问我，对于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来让我作检讨了。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跟他讲客气话，我说：我的文章，是在北京发表的，如果我要消除流毒，也不会在福建。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何必这么多操心呢？此一看苗头不对，满脸赔笑，走了。

 

几件后事：

1985年，作家协会四次代表大会，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协和文联的工作报告，都已经起草好了。两个报告中，都有批判“三个崛起”的内容。但得知胡耀邦主持中央的祝词中提出关“创作自由”。有关方面连夜加以修改，文联报告把批判三个崛起的文字全部删节了，作协也作了删节，可是只留下对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批判，可能是觉得，“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不能轻易放过吧。结果在会议上，遭到反对，我听说，吴祖光，说，为什么只提对孙绍振的批判？这不是欺侮人吗？他还直接批评诗人朱子奇，主持过批判工作，到了会上，却潇洒得很像没事人一样。

那以后，我在一个会上，遇到邹荻帆，他马上向我道歉，说，那个按语，是他在医院加上去的。我因为知道内情，决策的并不是他，故说，我对你没有多大意见，只是对柯岩同志在西南师大那种制造政治上紧张空气的作风有很大的意见。

多少年后，大约是1998年，全国作家协会开会前夕，当过文联党组领导和《文艺报》主编的郑伯农在北京的要当选代表，却成了问题，有关方面就把他划归家乡福建来选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大家都说，这是你的老冤家，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他当个代表，代表他那种思想的流派，应该支持，宽容一些。又有人问，要给他多少票呢，要不要给他一点难堪，勉强过半。我说，算了，好人做到底，给他全票。结果他就全票当选了。

非常遗憾的是，项南在福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坚决在庇护了我。直到他去世前夕，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作家代表大会，也不知道项南家住何方，没有想起去拜访。后来，听去拜访他的朋友说，他还记得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项南庇护我的全部情况时，已经是他过世以后了。今天想起来，当年未去项南家拜访的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贺敬之，在四五年前，武汉大学开了个他的诗歌讨论会，我的博士生余岱宗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来对我说，贺敬之在会上说，他对朦胧诗是很支持的，对舒婷等年青诗人，是很欣赏的。我听了大笑。余岱宗对此不甚理解，我就给他痛说了一番邹荻帆令人肃然起敬的诚实。他莞尔而笑，额手称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