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贸易、劳动分工和主导权的争夺》中讨论过自由贸易，所涉及的还不是比较优势（或比较利益）的例子，而是绝对优势的例子。事实上，绝对优势论和比较优势论都属于静态方法论，而且都是基于对竞争概念的曲解。因此，前文对绝对优势论的分析也适用于比较优势论。但是，毕竟比较优势论有自身的特点，似乎显得更加复杂，因而更有迷惑性，值得作进一步的解析。
比较优势论认为，“即使一国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其他国家绝对地更有效率（或绝对地更低效率），该国也仍然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事实上，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贸易对所有的国家全都有利。”（第555页）萨缪尔森也承认，这是一种违背常识的观点。但是，为什么是常识错误，而不是这种违背常识的观点错误呢？
萨氏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考虑到比较利益论的重要性，为认真起见，在此作较大篇幅的摘录：
不妨以一个世纪以前的美国和欧洲为例，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如果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或者更一般地说，资源的生产效率）比欧洲高，则是否意味着，美国就不需要进口任何东西呢？反过来，如果欧洲因此利用关税和配额来保护其市场，这种做法在经济上就明智吗？
1817年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揭示出国际分工对一国是有利的，并称这一结果为比较利益原则。
为简单起见，李嘉图只分析了有两个地区和两种产品的情况，他选用劳动小时数来衡量所有的生产成本。我们现在依照他的方式，讨论欧洲和美国的食物和服装的贸易情况。有关数据见下表。
美国和欧洲从事生产的劳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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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
生产所需的劳动（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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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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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食物 |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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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服装 |
2 |
4 |
……我们看到美国在两种商品上都有绝对优势。它生产两种商品的绝对生产效率都比欧洲高。但是，美国在食物生产上有相对优势，而欧洲在服装生产上有相对优势。美国的食物相对便宜，而欧洲的服装相对便宜。
从这个事实出发，李嘉图证明了如果两国都专门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即美国专门生产食物，欧洲专门生产服装，那么他们就都会获得利益。美国会向欧洲出口食物换取欧洲的服装，欧洲会向美国出口服装换取美国的食物。
为了分析贸易效果，我们必须衡量两种情况下两国生产和消费的食物和服装的数量：（1）没有国际贸易时；（2）两国专门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进行贸易时。
贸易前。先考虑一下没有任何国际贸易时的情况。没有贸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贸易非法、或存在禁止性关税等。上表所列的是美国工人1小时的实际工资，它相当于1单位的食物和0.5单位的服装；而欧洲工人工作1小时只能挣得1/3单位的食物或1/4单位的服装。（注：原译文此处有误，这里已经作了更正）
如果两个孤立的国家的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则显然,两处食物和服装的价格会由于生产成本的不同而不同。在美国，因为生产1单位的服装要花费两倍于生产1单位食物的时间，所以服装的价格将是食物的两倍。在欧洲，服装的价格则为食物价格的4/3
贸易后。现在设想所有的关税都取消了，自由贸易可以进行，为简便起见，进一步假设没有运输成本。当贸易开放后商品将怎样流动呢？在美国，服装的相对价格较贵，而在欧洲，食物相对较贵。给定这些相对价格，同时没有关税阻碍和运输成本，食物很快由美国运到欧洲，服装由欧洲运到美国。
当欧洲服装渗入美国市场后，美国的服装制造商会发现服装价格下降从而利润减少了，他们开始关闭自己的工厂。相应地，当美国食物冲击欧洲市场时，欧洲的农民发现食物的价格开始下降，他们遭受了损失，很快将破产，于是各种资源从农业中抽走。当所有的国际贸易调整完成之后，欧洲和美国的服装和食物价格将会变得相等。由于没有供给予和需求进一步的详细材料，我们不知道价格会达到什么水平，但可以确定新的相对价格一定是在欧洲的价格比率（食物对服装的价格比为3/4）（原译文此处有误，现已正）和美国的价格比率（1/2）之间。让我们假设最终比率为2/3，即2单位的服装可以换得3单位的食物。为简便起见，我们以美元衡量价格，并假设自由贸易时食物的价格为2美元，这意味着服装的自由贸易价格为3美元。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不同地区的生产活动发生了改变。美国将资源从服装业抽走，专门生产食物。而欧洲则缩小了农业部门，扩大了服装制造。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将其生产转向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贸易的经济利益
两个地区对国际贸易开放的经济影响是什么？从整体上讲，美国会从进口的服装成本比自己生产的服装成本低这一事实中受益。同理，欧洲也能从专门生产服装和消费比国内生产成本低的进口食物中得利。
估算贸易获利的一个最容易的方法是计算贸易对工人实际工资的影响，实际工资以工人每小时工资可购买的商品数来衡量。……为简明起见，假设每个工人买1单位服装和1单位食物，贸易前这一商品组合要花去美国工人3小时的工资，花去欧洲工人7小时的工资。
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开放后服装的价格是1单位3美元，食物的价格是1单位2美元。一个美国工人仍需工作1小时才能买到1单位食品，但在2/3的价格比率下，美国工人只需工作1.5小时就能买到1单位的欧洲服装。于是在允许贸易后，这一商品组合只需花费一个美国工人2。5小时的工资——这表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上升了20%。
对于欧洲工人来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生产1单位服装仍需花去4小时的工资，因为服装是国内生产的。但为取得1单位食物，欧洲工人只需生产2/3单位的服装。（这需要工作2/3×4小时），然后按2/3单位服装换1单位美国食物的比率进行贸易。于是为取得这一消费组合欧洲工人所需工作的小时数为6又2/3个小时，这表明实际工资相对于没有贸易的情形提高了大约5%。
上述推论过程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们来一步步追踪。
贸易前。美国在两个部门的生产效率都比欧洲高，即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比欧洲高，但是美国工人的工资却不一定高于欧洲。工资取决于于劳动力供求关系，而效率取决于技术水平。如果工资很低，而劳动生产率很高，则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很高。高额利润可以在国内投资，带动需求增长，从而劳动力紧张，从而工资上升。高额利润也可以投向国外，则国内需求仍然低下，工资仍然不能上升。事实上，英国直到宪章运动以前，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而带来工资的下降。英国纺织品市场主要在海外，英国企业主的利润也大量流向美国和欧洲大陆。不仅如此，劳动力供应存在着全球性流动。如果全球范围内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十九世纪的美国基本如此），则某国即使有很高的利润和国内投资，也不能带动本国工资的上升。就十九世纪美国和欧洲的实际工资水平看，美国略高于欧洲，但在美国南部农场和东北部纺织业工作的黑人劳工，爱尔兰、意大利、东欧的移民劳工的工资仅略高于欧洲，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即，一、美国和欧洲的工资水平相同，而生产效率相差2～3倍；二、美国和欧洲的工资相应地相差2～3倍。
贸易后。在第一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欧洲的食物和纺织品工业都将被高效率的美国同行击垮。欧洲资本家将破产，工人将失业。这正是19世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纷纷搞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
第二种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两国间单纯进行商品贸易，则可以出现李嘉图所推理的情形，即美国生产食物，而欧洲生产服装。但同时则意味着美国的服装厂倒闭、转产食物，欧洲的农场倒闭、转产服装。假设市场需求不变，则生产满足两地的服装和食物需求的劳动力将减少，由此造成失业上升，工资下降，从而导致需求将下降。需求下降造成开工率下降，从而使需求进一步下降。这一结果即竞争导致需求螺旋下降。
如果两国间不仅有商品贸易，还有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严重。或者欧洲低工资工人到美国来，降低美国的工资成本；或者美国纺织业主将工厂开到欧洲去。在前一种情况下，欧洲企业破产，美国企业盈利增加，美国工人的工资将下降，失业率将上升，欧洲工人部分移民美国，部分失业；在后一种情况下，欧洲企业同样破产，美国给欧洲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挤掉欧洲2-3个就业机会，而美国工人失业率也将上升。这样，获胜的是美国的食物和服装企业主，失败的是欧洲的食物和服装企业主，美国和欧洲两地的工人。由于美、欧两地工人的大量失业，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市场萎缩又会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和大量倒闭，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
这大体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与中国相互打开贸易大门后的情况，美国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工资都比中国高，其中飞机工业的相对生产效率更高，而汽车工业则相对较低。贸易的结果，飞机工业当然被美国占领，中国汽车工业只能依靠高关税才能勉强有些发展空间。随着汽车关税的降低，中国汽车工业正面临着破产或被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汽车工业兼并的危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将生产加工车间开设到中国来，既拥有美国的高效率，又拥有中国的低工资，独立的中国汽车业很难生存。
这正是80年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停滞，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全球经济进入大萧条的原因，也是全球化的核心逻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自由贸易不但不能使各国利益最大化，反而会使各国利益最小化。
归根结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错在不懂竞争上。由于不懂竞争，所以才会把工资水平混同于生产效率，才会根本不考虑利润因素，才会推导出自由贸易有利于工人工资水平提高的谬论。毫无疑问，假如劳动分工是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进行，参与生产过程的每一个人不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准则，而是以全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则无限制的贸易和分工的确会带来每个人财富的最大增长。也就是说，李嘉图一方面以私有制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为前提，另一方面却从后门悄悄地引进了计划经济原则，因此可以说，比较利益论实际上是个比较利益悖论。
相反，如果懂得竞争的实质，那么我们很容易知道，自由贸易即自由竞争，即少数人利益最大化，而多数人则成为少数人的奴仆，从而意味着人与人、企业与企业、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无休止的战争，意味着技术和自然资源将主要被用于这场战争。
萨缪尔森似乎也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只是羞羞答答地承认比较利益论存在缺陷。他写道：“这个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
1． 古典假定。从理论上讲，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古典假定。即假定经济是一种平稳运动的竞争经济，价格和工资是灵活的，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当经济处于衰退或价格体系不能正常运动时，我们不能肯定各国能从贸易中得到或者比较优势理论在每种情况下都成立。……历史上的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只有当汇率、价格和工资处在合适的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已消除了主要的商业周期和贸易混乱之后，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才能严格有效。
2． 收入分配。……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企业、部门或生产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益。……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中高收入国家非熟练劳工的实际工资下降，原因在于从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进口的商品增加了。”（第561页）
上述第1点可以换一种说法，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成立，其前提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成立，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国内的自由竞争恰恰会导致垄断程度提高，经济危机不断，国际间的自由竞争会导致各国的失业率上升，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失灵，从而破坏李嘉图理论成立的前提。第2点则直接与比较利益论自相矛盾，因为比较利益论要论证的就是自由贸易对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好处。
在承认了上述缺陷后，萨缪尔森回过头来又强调：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它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忽视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第561页）
但是，我们已经明白，这不过是对那些仍然想赶超发达国家，也想拥有飞机、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家的厉声恫吓罢了。
在稍后几页，萨缪尔森为读者提供了巴西保护计算机工业失败的案例来进一步说明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即使保护幼稚工业也不行：
1984年，巴西通过一项法令，实际上禁止了任何外国计算机的进口，其宗旨就是为处于初级阶段的巴西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保护。……但结果却是令人震惊的。巴西生产的计算机在技术上比迅速发展的世界水平落后许多年，而消费者则要支付2倍或3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根据一项估计，这项法令使巴西消费者每年付出约9亿美元的代价。同时，由于巴西计算机价格太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所以巴西的计算机公司不能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产品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来自巴西消费者和企业界的压力以及美国对开放市场的要求，迫使巴西在1992年放弃了计算机进口禁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电器商店里便摆满了进口的笔记本电脑、激光打印机和移动电话，巴西的公司开始从计算机革命中获益。
其实这一例子只能说明，在强大的外国竞争者面前，要保护自己是很困难的，需要较长的时期，较大的民族共识，和坚定合理的贸易保护政策设计和执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搞贸易保护，本国工业就不能生存，就业机会就会严重缺乏，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但如果搞贸易保护，则要承受发达国家的工业集团和本国富人消费集团的巨大压力。这正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市场逻辑在世界市场上的具体体现。
正因为自由贸易有利于强者，而贸易保护有利于弱者，因此发达国家总是要求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总是要求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之间，强势产业要求自由贸易，弱势产业要求贸易保护；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资本家要求自由贸易，工人要求贸易保护。从时期来说，在经济繁荣期，自由贸易容易推进；在经济衰退期，贸易保护又成为最强大的声音。
但是，自由贸易者似乎更加理直气壮：可以有彻底的自由贸易，却不能有彻底的贸易保护。彻底的贸易保护必然否定分工，回到自给自足的时代。
这是错误的。彻底的自由贸易实际上并不可行。在生产、通讯、运输、和信息处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彻底的自由贸易将意味着世界上将只有少数全球运营的跨国公司，以及给跨国公司拾遗补缺、成龙配套的中小企业，只能容纳20%人口就业。在这个世界里，贫富两极将高度分化，社会将动荡不安，枪炮而不是国际法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保护伞，世界又将重新回到小国林立、炮火连天、物物交换的时代。
与此相反，贸易保护者主张国家间有贸易，国内有贸易，只是贸易并非自由，而不是取消贸易。或者说，贸易保护者主张国家间进行的是有管理或有计划的贸易，贸易计划由双方根据本国经济竞争力和市场需要而定。由此推论，彻底的贸易保护实际上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分工更加严密、合理，但不以个人利益作为经济驱动力，能够真正实现参与分工的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以及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彻底的贸易保护的合理性远大于彻底的自由贸易。
如果利己动机不可更改，彻底的自由贸易导致两极分化、国际冲突，将由于其不合理而不可行；彻底的贸易保护则需要利他动机，故合理而不可行。彻底自由贸易造成的后果需要贸易保护来纠正，但其内在的利己动机却破坏了贸易保护的可行性。彻底贸易保护将取消自由贸易，要求利他动机，从而破坏了私有财产制度的稳定性。于是，实际经济生活总是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结合，计划（或政府）与市场的结合，精英道德与利己动机的结合。考虑到利己动机的广泛性，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是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政府计划、贸易保护则起到纠正并防止自由市场和贸易的重大缺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