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书评，发表时有很大改动

    国庆甫近，秋寒渐起，北京城一派喜气洋洋。逢九之年，例该大庆。天安门城楼业已修葺一新。如今的城楼与周遭景况，与六十年前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之时相比，已颇为不同。广场外围的国家大剧院、公安部大楼，都是近年才竣工的大型建筑。沉睡于广场中央的毛泽东不会想到，其身后的中国会有如此巨变。
    从高大敦实的苏式建筑过渡为玻璃钢结构的现代西式建筑，可窥见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之一斑。而作为共和国肇创者之一的毛泽东，颇为钟情中式传统建筑，他居住过的中南海、钓鱼台、双清别墅、西湖刘庄，都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建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早期让北京与莫斯科变得极为相似。
    现代史上，中式建筑最为集中之地，当属南京。1928年的《首都规划》确立之后，国民政府的五院及各部会的办公大楼，大部分为名匠精心设计的传统建筑。这一风格延续到国府播迁台湾之后。蒋中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心仪，也由此可见。台湾今日之“行政院”大楼，与南京国民政府旧址之行政院大楼，几乎完全一致。
    这种复制行为，可远溯至朱棣北迁。今日北京故宫之体例，即完全因袭南京故宫而来，只是规模过之。蒋中正去台湾之后，也曾经复制许多南京的建筑，行政院不过其中之一。与朱棣相比，其规模便远远不如。蒋故世之后，国民党为其修筑的中正纪念堂，与早年国民党在广州修筑的中山纪念堂，也颇为相似。
    此种建筑传承，在国民党的政治仪式中极其重要，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治传统。建筑作为“礼”之外化表现，有其严格秩序。国民党虽据台岛偏安一隅，然则“正统”不可偏废，俗谚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机构，逐次建设，只是规模略小。在中国历史上，维系正统之努力，多见于王朝末期。
    北京的新政府，为彰显其正统，在建国之时，将孙中山遗孀宋庆龄请至天安门上并奉之为中央政府副主席，而且也多次强调共产党与孙中山之密切联系。在最近的十数年之中，每年五一和十一，将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面北而置于天安门广场之中，与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相对而立。在中国礼仪中，南面与北面，其地位岂可以道里计。
    这个代表着中国形象的巨大广场，一直是外界观察中国的指针之一。当孙中山的画像第一次取代列宁和斯大林之时，曾引起外国媒体的一致猜测。这算得上是六十年来，最令人关注的变化之一。若将六十年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为白驹过隙之一瞬，对当下之中国人而言，则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份量。
    沧海桑田的变幻，一姓之兴亡，宗庙之变迁，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家而言，原系平常之事。百姓的颠沛流离与苟且偷生，庙堂之上又有几人得睹。贾谊说的“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本就不是政治家愿意检讨之事。然则，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死生，公也。但真正重要的生民忧乐，却并不为人重视。在宏大叙事的书写惯性下，几句轻描淡写的“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就将政治的无情悄然掩饰。
    沧桑之叹，人皆有之，而小人物之运命浮沉，却不常见。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开篇一章，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在1949年1月自浙江淳安赴广州军中探夫，随后便随大军南撤，在海南岛登船赴台。多年回乡之后，当年千山竞秀的淳安古城，竟已变成沉睡水底的遗迹。
    应美君1949年离开之时，古城里街市太平，安详得像以往的千年一样。短短十年之后，因为大跃进修水库，新安江在这里被断流，原来林立栉比的数不清的山，变成了岛。淳安城的千年的人文繁华，俱往矣。如今这里叫千岛湖，水下那个1500多年历史的江南小镇，只存在于应美君的记忆之中。
    人们劝寻找父亲坟墓的应美君遥祭，这个要强的老太太冷冷地说，“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沧海桑田的变幻，在她这里，是如此的具体和残酷。应美君50年前离开时的那不经意的回头，居然就是对这个古城的最后一瞥。她在火车上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
    那些当年被迫搬迁的淳安人，散落到安徽、江西的边缘地带，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     同样是1959年，有数万人因为修建人民大会堂而搬迁到北京丰台的乡下，从皇城根儿到荒郊野外的这条路上，没有人公开抱怨，一切为了国家。抛开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节点，不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承平年代，中国人总有不同的痛苦历程。
    每一种痛苦来临之时，都有不同的恐怖和记忆。如今这种记忆，被深埋于历史的底稿深处。胜利者炫耀自己的武力与光辉，战败者不能面对历史的阴差阳错。在政治宣传明示或暗示下，人们刻意记住某些东西，又刻意忘记某些东西。最近数年，有许多人在做民间个人史口述，就是对这种记忆的一种挖掘。走不出宏大叙事的框架，永远也不会看到真相。
    龙应台的这本书，选择从家族史到国族史的叙述逻辑，通过小人物的命运，试图展现国共内战的另外一种面目。作为战败者后代的龙应台，在这本书完成之后，在扉页上写道：向失败者致敬。等到书即将付印的前一刻，她冲进印刷厂，将这句话改成“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
    这可以视作是她对国共之间成败的超越。也就是说，历史不在于褒贬成败，而在于展现事实，展现人性的悲欢与痛楚。尤其是一部国共内战史，究其本质上说都是就是一部血泪史。林怀民在看完书稿后给龙应台发短信说，“我要说的是，所有的亡魂都会站起来保佑你。”龙应台对这部书的期待是，“希望能让他们，在诗的意义上，入土为安。”
    应美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950年5月，在国府撤退台湾半年之后，在舟山群岛上，不满14岁的少年姜思章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兵到台湾。1982年他突破禁令，偷偷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随后回台发起“返乡运动”，与国民党的禁令做不屈斗争，最终促成了1987年的开放探亲。两岸一水相隔，鸡犬之声相闻，而不相往来四十年。
    如何在国共内战结束60年之后，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新的价值，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内战对整个民族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兄弟阋于墙”的事情。假如将当前的台湾问题视作“内战问题的延续”，那么从这一角度去看六十周年，就会有新的意义。
    台湾《中国时报》的王铭义兄，有次在饭局之上，向我展示了一本不多见的书，书名为《阎院长言论集》。内中有一份声明，是1949年10月4日阎锡山在广州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发布，题为“为共匪在北平成立伪政权告全国同胞书”，文末呼吁“加紧奋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全国人民的。”
    而在此时，北京的新政府正在与“全国人民”欢庆自己的胜利。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全国人民”和自己站在一起。阎锡山率国府大员迟至12月8日才从成都飞赴台北，而离开大陆最晚的国府要员，正是蒋中正。他12月10日才从成都登机。此时，解放军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从10月1日到12月8日，中国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各自强调自身的正统与合法。    
    即便是国民党败退之后，这种强调也是无日无之。至今，在台湾的各种官方正式场合，都要悬挂孙中山画像，台湾官方至今仍以民国纪年。一方面孙中山成为两岸共同的政治资源，一方面双方又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职是之故，两岸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法统问题”。单就此点而言，倒与六十年前极为相似。
    天安门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里悬挂的孙中山画像，其蓝本是一个版本。毛泽东在其著作中，引用孙中山的话，远超过引用列宁与斯大林。虽然当下的中国是以马列主义为思想渊源，但就实际而言，今日之马列毛邓思想及理论，已经过共产党人的一再延展，融合了几代领导人的新思维，成为治国圭臬。
    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认为自己已经践行了孙中山的理念。台湾自1988年解严之后，历经数次宪政改革及领导人直选，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民主化转型。但台湾地狭人寡，转型之艰难较之大陆，恐怕更容易一些。目前，孙中山作为两岸共同认可的“国父”，不应当只是偶像意义上的政治人物，或可从其思想资源中汲取可为两岸和平发展的资源。
    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议墨尔，在《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一书中说：
  “孙逸仙英年早逝，未及说明将以何种方式，何种方法来实现其理念。蒋介石因此肩负一个世上尚无任何国家领袖能胜任之任务：将人口最多，幅员广大，有数千年历史传统，对西方文化完全陌生，分崩离析，内有军阀割据，外遭列强瓜分，形同半殖民地的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国家。”
     这当然是对蒋介石出于“理解之同情”。墨尔也认为大陆长期以来对蒋的评价，显失公允。六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承袭的历史任务——将此不堪之中国，变为一独立之现代化国家——被毛泽东和他的继任完成。同时，台湾也结束了独裁政权，建立起民主政体，被称为世界华人民主的典范。两岸各擅胜场，如何相互借鉴乃至融合，都是考验当下两岸政治智慧的课题。
    一个甲子前的风云变幻，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极为丰富。重新发掘内战的深层蕴义，正是我们回望六十年的意义之所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经历了这六十年，不应该再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去看待这一事件。只有超越这一窠臼，方能看到亿万生民的真正需要。龙应台就说，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应该对内战的亡魂有一个追悼的仪式。
    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追悼。仪式做给亡魂，但活着的人在看，“中国”不是两个字构成的，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体。没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国也无从谈起。而个体的苦难与幸福，则系于国家之兴衰成败。李敖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荣辱与共”四字，不是没有深意的。这个国庆，不仅仅只是一场典礼和一个长假。除了现在，我们还需要未来。
    于右任先生晚年写《怀念大陆》一诗中有四句，“谁引熏风周大地，生民多难费安排。金马于今惊一世，河山何日得珠还？”正是“哀生民之多艰”的写照。古今同心，古今同理。龙应台的书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活着的历史，谁也不能涂改和抹杀。1959年大饥荒，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以后是要写到书里的！”写到书里，就是支持我们最大的力量。